“逸”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逸”在《说文解字》中的注解是“失也。从是,兔谩舵也。”意思是兔子生性狡一诈,善于逃跑;《尔雅·释话》:“去也”;《汉书·成帝纪》:“遁也”;《国语·郑》:“亡也”。在《词源》中解释比较全面:逃亡;奔；释放；安闲无所用心；隐退；放纵；散失；超绝。从上面的材料来看,对社会、人生的规避是上述各家都能接受的内涵。清代的李修易在《小蓬莱阁画鉴》曾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佛者苦梵网之密,逃而为禅;仙者苦金丹之难,逃而为玄;儒者苦经之博,逃而为心学;画者苦门户之繁,逃而为逸品。”“逃”正是“逸”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这种“逃”反映在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隐逸。
其实,隐逸正是“逸”这个美学范畴存在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渊源。所谓的“隐逸”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人生不得意时一种消极避世的行为。至于其中的原因多和文人士大夫的个人行为准则得不到统治阶层的认可而产生的对社会的一种不满情绪。“隐逸”在中国历史上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据皇甫谧在《高士传》中的记载,早在禅让制时期的尧舜时代就有了巢父、许由这样的大隐士。但是,皇氏的记载是否可信还值得商榷。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对个人的生存造成极大地威胁,“隐逸”之风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先秦的儒道两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到了汉代,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还专门有给隐士们写的传记,以表示对这些超世绝俗的“高人”的景仰。
此后,“隐逸”的风气便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形成中国古代社会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至于各个时代“隐逸”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的历史背景作具体的分析。台湾己故学者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曾说:“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的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在书中的另外一处又说:庄子的学说“也可以说是`逸的哲学”。徐先生在此明确的指出中国的纯艺术精神是老庄的精神。
实际上,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徐氏把庄子的精神看作是月到艺术精朴,的主体,国画的艺术精神就是庄子文化的精神,“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把握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那么,逸作为传统绘画理论的一个美学范畴也应该是庄子精神的体现。然而,这利`提法和中国画的实际是有距离的。“元四家”之一的倪赞,把“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这可谓一语道破中国艺术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玄机。文化是在某一阶段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的总体显现。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儒、道的相互作用,更确切的说是儒、道、禅相互作用的结果。
逸作为传统绘画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范畴,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例外。隐逸在中国古代不但是生存的状态,生活的方式,一种处事的哲学,而且也是一种美学。白居易在《中隐》中曾对“隐逸”作过简明而深刻的论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中留司官。拟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傣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白居易在此不仅概括了当时隐士的类型,而且也具体论述了当时文人隐居的心理动机,可谓关于隐逸的经典之论。当然,白居易的理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隐逸在古代中国有有深厚的文化根源。构成中国人文化心理基石的先秦儒、道两家在隐逸上就有某些共识。
儒家文化在其本质上说是入世的文化。儒家创始人孔子为推行其主张、学说而带领其弟子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治学的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生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然而,儒家文化在其根源上仍有隐逸的“种子”。儒家的隐逸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易经》和((诗经》两部经典。((易经·蛊卦))上九艾辞中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就说明早在西周之初,隐逸行为就被视为高尚的节操了。《诗经》中有描写、咏歌士人安贫乐道的诗篇,如《卫风·考盘》中有:“考盘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密一言,永失弗援。考盘在阿,硕人之过。独寐痞歌,永失弗过。”诗中赞美了隐士忘情于山水之间,不求为世之用,或借此抒发超脱世俗的情怀,或以此慰藉在仕途失意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