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为商人立传为何受指责汉武帝

一、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

汉高祖刘邦对讨厌这个世界上的两种人,一是儒生,一是商人。在天下底定后,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令,严禁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马车,还专门抬高针对商贾的租税,以表示对他们的困辱。

刘邦及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商人的子孙都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

让人惊奇的是,就在对商人实施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汉初的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汉代改变了秦时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放关津,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管辖,这两项直接导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放松工商的同时,汉初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税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就是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税率,孟子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孟子认为收取十分之一的税率就是极好的政策了),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植(养殖)业和金融业。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21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8位,前4个都是冶铁业者。顺便提一下,司马迁对商人的开明态度一直被后世史家所诟病。在《史记》中,他将《货殖列传》排在算卦和看相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之后,为全书之“末传”,可是仍然为人所不满,东汉史家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替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当代财经学者吴晓波说:“从《货殖列传》这20多位富豪所从事的产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赢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要持续地保有财富,应该怎么办?司马迁认为“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汇财,用本守之。”意思是到商海中尽情折腾,贱买贵卖,大把赚钱,然后再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这个思想至今影响部分国人。

二、

汉初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后,地方诸侯(刘邦把异姓王都灭得差不多后,剩下的诸侯王几乎都是刘氏诸亲)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强大的势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刘邦的侄子),他不但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更让中央政府恼怒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对这一现象的影响,文景时期(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先后有两位知识分子提出了担忧和对策,他们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公元前-前年)是汉初第一个提出把地方诸侯的管辖权收回中央和重农抑商的人。他写的《治安策》针对中央集权旁落的景象,给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

贾谊33岁就去世了,与他同龄的晁错(公元前-前年)继续倡导“分而治之”这一路线。与书生论证的贾谊不同,晁错深得汉景帝信任,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对政策影响重大。晁错也比贾谊更为激进,公元前年他直接上呈景帝《削藩策》,主张取消王侯封建,景帝直接采纳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们在第二年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叛乱旗号,这就是西汉初期有名的“七国之乱”。景帝为了平息众怒,把晁错当冤大头腰斩于长安东市,可吴王等人不肯善罢甘休,继续挺兵,反倒被景帝派出的名将周亚夫三个月内就收拾掉了。

“七国之乱”平定的13年后,公元前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公元前-前87年)登基,是为汉武帝。武帝当政54年,一改前几任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汉武帝对内,采纳贾谊曾经提出的主张,颁布《推恩令》,强行分封诸侯诸子,使诸侯封地自我缩减。在思想上,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令中国的思想文化延续了年的百花齐放景象戛然而止,让儒学成了唯一正统的思想。

民国史学家顾颉刚在《汉代学术史略》中认为在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在“统一”国民思想上用手段,但“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外,武帝则攻伐四野,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东北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南方收南越、夜郎;西方凿通丝绸之路。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史载“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汉武帝的晚年汉帝国内部农民起义风涌不断,差点被推翻的武帝赶紧下《罪己诏》,否定自己一生的折腾,让百姓再度开始休养生息,才使得汉帝国躲过了被推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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