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18日，山东电视台《颜子》摄制组来武汉采访我，要我谈谈对颜回的认识。我主要谈了颜回在儒学道统中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地位，以及颜回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两个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宋代以来儒家学者“寻孔颜乐处”的教育实践中。
而今天重提颜回，其意义和价值也仍然在“再寻孔颜乐处”，以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性借鉴。因此，本文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九百多年前，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要他的弟子程颢、程颐兄弟“寻孔颜乐处”。“二程”谨遵师命，由此进学，不仅掌握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而且建立起一套精致而完备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成为继承孔孟儒学正宗，兼摄道教和佛教，并能指导国家治理的“新儒学”。[1]
这种“新儒学”经过南宋朱熹的全面阐发和补充完善，成为元以后的社会统治思想，影响中国发展数百年。明代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也是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其弟子王艮《乐学歌》中所谓“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也是对“寻孔颜乐处”的积极回应。
由“寻孔颜乐处”发端而开拓出的“宋明理学”，对宋以后中国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值得从各个方面加以探讨。
周敦颐教育程颢、程颐兄弟，要他们“寻孔颜乐处”，这在教育史上是一段佳话，一个创举。不过，“孔颜乐处”却是儒家老生常谈的话题，并非周氏所发明。
而要了解“孔颜乐处”，既可以从孔子入手，也可从颜回入手，还可以从二人关系入手。而无论从何处入手，颜回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因此，本文拟以颜回为中心，探讨“孔颜乐处”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以作为“再寻孔颜乐处”的突破口。
需要指出的是，周敦颐对“二程“的教育抓住“寻孔颜乐处”这个牛鼻子，说明“孔颜乐处”与孔子教育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的讨论就从孔子教育开始。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孔子是公认的圣人，“身通六艺”的七十二弟子是公认的贤人，颜回（字子渊，也称颜渊）则位居众贤人之首。
孔子晚年在谈及其弟子时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3]这便是后人所说的“孔门十哲”，“十哲”中颜回也居首位。
鲁哀公曾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4]季康子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仍然是：“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5]
在孔子的心目中，他的弟子们中只有颜回称得上“好学”，即完全符合他的教育教学要求，别的弟子还达不到这个高度。
孔子最推崇的是圣人，其次是仁人、贤人。尽管当时有人以孔子为圣人，他的弟子也以他为圣人，但孔子自己却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6]因为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主要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指活着的人。
即使是贤人或贤者，孔子也并不轻易许人。一次，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孔子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7]这说明贤人的标准也是很高的。
然而，孔子却以为颜回可称为贤人或贤者，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8]除了颜回之外，孔子再也没有说过其他弟子是贤人或贤者。
古之贤人伯夷、叔齐“求仁得仁”，是近于仁人的。而颜回也是“求仁得仁”，孔子就曾肯定：“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9]“三”在古代表示多数，“三月不违仁”也就表示颜回能够长期坚持不违背“仁”，可以算是“仁人”了，这是孔门其他弟子难以做到的，更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因为其他人只能做到一天或者一月不违背“仁”，难以长久坚持。
显然，在孔子眼里，颜回是近于“仁人”的。这该是多么高的评价！
正因为孔子对颜回有很高的评价，因此，在对弟子们的教育中，孔子对颜回的要求和期许往往要高于其他弟子，而颜回对孔子教育的理解也往往高过同门。
例如，“子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已。’子曰：‘可谓士矣。’子路出，子贡入，问亦如之，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士君子矣！’”[10]
虽然，子路（名仲由，字子路或季路）、子贡（名端木赐，字子贡）都是孔门高足，入列“孔门十哲”，但是，孔子以为他们的思想境界都还只能到达“士”的高度，而颜回的思想境界却到达了“士君子”的高度，二者并不在同一个人格层次上。
再如，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要他们各言其志。
子路言志为：“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旍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聝，唯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
子贡言志为：“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瀁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著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
颜回言志为：“回闻熏、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敎，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
孔子以“勇哉”肯定子路，以“辩哉”赞扬子贡，而对颜回之志，则凛然感叹：“美哉！德也。”
当子路询问：“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11]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颜回的志向，显然认为颜回之志比子路、子贡之志高出一筹。而子路、子贡对孔子的选择并未提出异议。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高于其他弟子，孔门弟子们从内心里都是接受的。据《论语》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12]
子贡自认为不如颜回，这既不是客气话，也不是场面语，而是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孔子不仅完全同意子贡的评价，甚至说自己和子贡一样，也不如颜回。
魏何晏集解引包咸云：“既然子贡不如，复云‘吾与女’俱不如者，盖欲以慰子贡也。”[13]这虽是对子贡的宽慰，但也说明孔子对颜回评价之高，感情之深，超过所有其他弟子。
颜回短命死后，孔子无比悲痛。据《论语》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4]又载：“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15]
孔子之子孔鲤去世，孔子也没有这样丧心，这样悲恸，可见其对颜回的深爱。他还不无惋惜地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16]孔子说他只看见颜回不断地前进，没看见他停止过。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如果颜回不早死，无疑是可以继承孔子衣钵的。
孔子之所以对颜回有这样深厚的感情，给予颜回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颜回实现了孔子的教育目标，具有了与孔子相似的人格特点。
而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孔子的人格特点。那么，孔子究竟有何人格特点呢？这个问题乍一看很难回答，因为孔子内涵丰富，人格伟大，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其实也好回答，因为孔子自己做了解答。我们不妨参考一段《论语》的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7]
当楚大夫叶公（诸梁）向子路打听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跟从孔子时间最久、交流最多的大弟子子路却不能回答，说明此问题的确难以回答。然而，孔子却用简洁的语言对自己的“为人”做了总结，归根到底其实只有四个字：勤奋、快乐！
“不知老之将至”也与此四字密切相关。而勤奋是现象，快乐才是本质。按照柏拉图的理解，“快乐不仅产生于一个人的某一孤立的感受部分，而且也产生于总体的人格”[18]。
孔子将“乐以忘忧”作为自己的人格特点，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为我们从总体上认识孔子指明了方向。
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9]也证实了孔子的人格特点是“快乐”。
著名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为我们了解孔子的人格特点提供了参考。
此章记载，孔子要子路等人各言己志，他既不欣赏子路（名仲由）所说的“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的为政理想，也不欣赏冉有（名求）所说的“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的政治抱负，甚至不肯定公西华（名赤）“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的很低调的仕途选择，却欣赏曾皙（名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情怀，发出了“吾与点也”之叹。[20]
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教学实践，证实了坦荡与快乐是孔子的人格特点，是孔子儒学教育培养人才的基本目标，也是孔子对弟子精神人格的主要期待。即使在孔子一行绝粮于陈的极端危困时刻，“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21]，同样呈现出孔子“乐以忘忧”的人格魅力。
颜回的确具有与孔子同样的人格特点。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2]又说：“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23]肯定的就是颜回的勤奋与快乐的人格特点。
孔子还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24]也是将颜回的为人处世与自己的为人处世相比较，肯定颜回的人格操守。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够明白孔子为何会赞赏“不改其乐”的颜回，为何说只有颜回可以称为“好学”。正因为如此，孔子、颜回之“乐”就有了共同点，“孔颜乐处”便成了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为历代儒家学者们所重视。而将“寻孔颜乐处”作为教育弟子进学之门径，则首推北宋理学家周敦颐。
周氏要程颢、程颐“寻孔颜乐处”，确实抓住了孔子、颜回为人和为学的关键，揭示了孔门儒学的精髓，也切中了传统教育的要害，可谓独具只眼。
需要人们思考和回答的是：“孔颜乐处”究竟“乐”在何处，如何才能寻到？
注释：
[1]据《宋史·周敦颐传》记载，周敦颐“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一·周敦颐传》，北京：中华书局，年新1版，第页。）
[2]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年，第页。
[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一《先进第十一》，《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第六》，《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一《先进第十一》，《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8]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第六》，《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9]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第六》，《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10]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二《三恕第九》，南京：凤凰出版社，年，第66页。《荀子·子道篇》有类似记载，其“士君子”为“明君子”。
[11]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二《致思第八》，第45—46页。韩婴《韩诗外传》九、刘向《说苑·指武篇》所载略同。
[12]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第五》，《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1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第五》，《十三经注疏》本，第页。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为“吾与女”之“与”是动词，作同意、赞同解。笔者同意包咸等人的理解，此“与”字与本章“女与回”之“与”同义，为连词。
[1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一《先进第十一》，《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1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一《先进第十一》，《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1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第九》，《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1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18]转引自埃里希·弗罗姆《自为的人——伦理学的心理探究》，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年，第页。
[19]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20]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一《先进第十一》，《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21]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五《在厄第二十》，第页。
[22]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第六》，《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2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第九》，《十三经注疏》本，第页。
[2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十三经注疏》本，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