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篇第七·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意思是，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相信又爱好，我想自己很像我们的老彭吧。”
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
《中庸》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即有位无德者不能制礼作乐，有德无位者也不能制礼作乐，按照这个说法，孔子有德无位，所以不能制作制度礼乐，只能从事对历史上的文献进行传述的工作。说是不能，实则是儒家人的修养。
我们在《论语》的其它篇章也可找到佐证，如《述而篇第七·二七》，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意思是，孔子说：“也许有人是自己不懂却去创作的，我与他们不同。多听，选择其中正确的部分来接受；多看，把好的记在心里。这种知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
有人说《论语》，当然，《论语》也非孔子所作，而是其学生和后人根据他的言论进行的编撰。那孔子没有著过文章吗？
但在《左传》、《孟子》、《史记》等史籍都曾提到孔子笔削《春秋》。如《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离娄》篇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还记下了孔子的另外一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汉史学家司马迁也谈到孔子笔削《春秋》，据《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不仅笔削《春秋》，孔子还精心删定和编写了《诗经》、《书经》、《春秋》等古代典籍。“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等。其中以《春秋》最为著名，孔子在编写这部书时，多方考证，查找资料，修改用词，删减内容，用意深微。
然而笔削不是著作，根本算不上是“述而作”。不过孔子一生致力于古籍的学习、研究和整理，接触和掌握了博大精深的古代理论，并从中汲取到了前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其作出了全面总结。而且他还因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感悟，得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例如他总结《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第二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第十三·五》）等。
孔子倡导的继承和传承，他对周礼推崇有加，对《诗经》推崇有加，对《书经》、《乐经》、《易经》亦是。例如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第三一四》）意思是，孔子说：“周代的礼教制度参酌了夏殷二代，形成了多么灿烂可观的文化啊！我是遵从周代的。”
至于后来人们说孔子作《易传》，假如孔子说的“述而不作”是真实的话，那有可能不是孔子所作。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像《论语》的编撰，虽然不是孔子所作，但它所有的思想几乎是孔子理论的集大成。孔子在传道授业解惑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自然思想的火花不断闪现，于是就出现了《论语》里的一句句真知灼见。他根本没想过要著书立说，但后人的整理不能算在他身上。
《易传》有可能亦是，孔子对《易》喜爱有加，《史记·孔子世家》:“读《易》，韦编三绝。”在《论语》里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后人把孔子对《易》的研究整理成册，于是就有了孔子作《易传》的说法。
由此可见，孔子“述而不作”不是只知道继承和传承，也不是保守顽固，他在尊重先贤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学习、研究和总结，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开拓者。相对于“述而不作”，他的贡献更加伟大，“大成至圣先师”的称号当之无愧，成为“万世师表”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