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据此推定大国不过百里。
俞樾《湖楼笔谈》:千乘之国,马包异说,当以包说为长。子路曰“千乘之国”,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盖子路所说者,百里之国,故冉求从而递减之,为六七十五六十也。
方观旭《论语偶记》:《集解》云“融依《周礼》,包依《王制》、《孟子》,义疑,故两存焉。”近时经师从马氏。窃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谓摄国君之政令。《先进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谦不敢当千乘之国。则千乘之国为百里甚明,以他经解《论语》,何如以《论语》证《论语》?
“乘”,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用各注疏,有诸多解释。“盖如马说,则八百家出车一乘;如包说,则八十家出车一乘。”我认包咸注。
下面,我出个选择题,让大家做做。
“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出军之赋”,乘是赋车,还是兵车?
日本物茂卿《论语征》:“万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谓天子为万乘,诸侯为千乘,大夫为百乘,语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计其囊之藏适若干而言之乎?古来注家布算求合,可谓‘不解事子云’矣。”大家翻来覆去算,算得很是辛苦,却不如物茂卿一句话来得简单。此解虽简单,却不无道理,其他解略有繁琐或有乏味。千乘是个大概数,指大国而已。
刚才我只说:乘是赋车,还是兵车?没有给答案,是我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但物茂卿却根本不管它是什么车,洒脱得很。那我还好意思再说吗?但我又很有兴趣,嘴巴也没有过瘾,还想再说些东西,算是不识趣。现在我来说说我所理解的“乘”。车乘有多种,有兵车,有民车即私车,有公车,有赋车,有货车等等。民车是什么?孔子周游时,有一个学生以五乘车从孔子,此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
那么,难道这里的“乘”就一定指兵车吗?能不能是指民车呢?兵车代表战力。一国有多少乘民车,大抵也代表国家有多少财力,民间财力多少。就如我们现代,哪个国家有多少私家车,也能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一“乘”车往往就是一个家族,代表一家子利益,私家车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发展水平和治理难度,说一句不很得当的话,富人越多,越难治理,大家要面子争利益,更是缠绵争斗得厉害,要摆平这错综勾连的事,才是“道千乘之国”的难处。只有把民间关系理顺,才有军队。说句绝对的,国无一兵车的情况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国家不与民为善,国无兵车可用,土崩瓦解而已,并不为怪。
古的不说,就说苏联,国家军队很强大,当政党危局时,是否见一兵车出来维护?虽然当时军队强大,但与“国无一兵车”又有何异哉?不过土崩瓦解而已。所以,以为“千乘”指兵车之重要,不如指民力之重要,指国之大而民难治;“乘”不如理解作一乘一族一难,“道千乘之国”,即是治理“千乘之族”之难。
千乘者,万乘之下皆为千。
“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则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惟是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然则贫故车少,富故车多,不尽称徒以造车,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就算是大国,如国治不好,又能出得了多少兵车?绝无千乘。贫国千乘,若是指兵车,则“千乘”只当是指代,指代诸侯。千乘之数,按正常水平评分得出,也就是等贫国脱贫后的正常水平。若是指私车,虽即是国处贫时而私车大抵稳定,虽贫有稍减,但八九不离十,此却能见国家大小之数。
子贡问政时,夫子答以先去兵,后去食,留民信。从夫子的观点,民食重于兵。民信,亦是民之根本,民信与民食,同为民事。故而夫子之谈千乘,与其言兵,不如言民。更为治国要旨。
千乘指民车,或赋车,更为妥,而指兵车则所指较远。这里讲治国,都是讲与民的事,没有讲战事,怎么就又有战车、兵车,难道讲兵车就是讲国家大小吗?就不能用民车来代表国家大小、百姓富庶吗?民车,以其贵重荣誉,多能代表一族地位,民车主人多能代表一定民意。
孔子把自己的车也看得非常重,自己的儿子伯鱼、自己最爱的弟子颜回都没有得到孔子座车陪葬。民车,可见乃民生之事,顺而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民事,就是一路顺承,不为突兀。孔子对用兵并不感兴趣,从卫灵公篇可以看出:“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是懂军旅之事的,以后我会讲到。为什么孔子和卫灵公说未学呢?是孔子把用兵放在很后面位置,民事应该也在兵事之前。
敬事而信,包曰:“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节用而爱人,包曰:“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使民以时,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
皇疏: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
杨伯峻《论语译注》:古代“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仅指士大夫以上各个阶层的人。此处的“人”与“民”相对而言,可见其用法为狭义。
邢疏: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时”者,谓筑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国家之藩卫,百姓之保障,不固则败,不修则坏,故虽不临寇,必於农隙备其守御,无妨农务。
《朱子集注》:时,谓农隙之时。
如果,时谓农隙之时,则使民以时,有时是会使乱了的。如,其他诸侯国侵略时,召集民众被动作战时,没法“以时”。
信,与民诚信,有公信,有威信,执法严明公平公正等;爱,团结尊重人才,善于使用人才,爱惜百姓。时,制度、秩序、受约束的规章。比如,遵守时限约束也是一种制度秩序,如我们上班就要守上班的规章制度,古人上班也有约束,就是时。守时,守秩序也;此一守,可推及其他而皆可守。使民以时,建立秩序,有规矩,有章可循。士农工商四民均应有“时”,社会各界才互有遵守。
使民以时。佛家要把话说大时,都先打一句“发一句大宏愿”。我不敢发大宏愿,在思考“使民以时”,却又想把话说大了,如惹出笑话,就博一笑而已。使民以时,管理民众做到有顺序,使民有规矩;时,指代规矩、顺序、秩序。
“时”,有各种时。祭时(郊祭、旅祭之时等等),丧时,婚嫁喜庆时,战时,农时,见大夫上卿时,事君时,事父母时等等。有各种时,各时有各时的规矩,各时的礼法制度。在这个时,就要行这个时的规矩礼法,乱不得。民众都能守这个时,都能守这个时的规矩礼法,则国家安定矣。百姓有了制度约束,做事才有效率,发展生产就更好,国力也跟着更强。所以,百姓知道如何遵守制度,知道做何事守何“时”,则事可成。百姓成,则国成。
《论语集注》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则浅近而已矣。”程子这个评论好。“若推其极”,意思是用得好、做到位;言近,简单的意思;浅近而已,通俗易懂而已;大道理往往都是简单的道理,所以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
此章论治大国之法。《四书辨证》引:“不曰治而曰道者何?治者,法术之名。道者,仁义之用也。”治大国有五种要道:敬事、诚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具此五者,方能治国。敬事者,事为国事。财物出自民间,民力维艰,必须节用。爱人者,知民之疾苦,爱养之也。敬事而信,则民悦服。
此章又论忠信之大用。节用爱人乃忠信之举措,忠者得懂节用,信者则能爱人;忠信之人以时自律,而使民以时,则是忠信之人由己及人而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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