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据此推定大国不过百里。
俞樾《湖楼笔谈》：千乘之国，马包异说，当以包说为长。子路曰“千乘之国”，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盖子路所说者，百里之国，故冉求从而递减之，为六七十五六十也。
方观旭《论语偶记》：《集解》云“融依《周礼》，包依《王制》、《孟子》，义疑，故两存焉。”近时经师从马氏。窃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谓摄国君之政令。《先进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谦不敢当千乘之国。则千乘之国为百里甚明，以他经解《论语》，何如以《论语》证《论语》？
“乘”，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用各注疏，有诸多解释。“盖如马说，则八百家出车一乘；如包说，则八十家出车一乘。”我认包咸注。
下面，我出个选择题，让大家做做。
“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出军之赋”，乘是赋车，还是兵车？
日本物茂卿《论语征》：“万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谓天子为万乘，诸侯为千乘，大夫为百乘，语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计其囊之藏适若干而言之乎？古来注家布算求合，可谓‘不解事子云’矣。”大家翻来覆去算，算得很是辛苦，却不如物茂卿一句话来得简单。此解虽简单，却不无道理，其他解略有繁琐或有乏味。千乘是个大概数，指大国而已。
刚才我只说：乘是赋车，还是兵车？没有给答案，是我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但物茂卿却根本不管它是什么车，洒脱得很。那我还好意思再说吗？但我又很有兴趣，嘴巴也没有过瘾，还想再说些东西，算是不识趣。现在我来说说我所理解的“乘”。车乘有多种，有兵车，有民车即私车，有公车，有赋车，有货车等等。民车是什么？孔子周游时，有一个学生以五乘车从孔子，此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
那么，难道这里的“乘”就一定指兵车吗？能不能是指民车呢？兵车代表战力。一国有多少乘民车，大抵也代表国家有多少财力，民间财力多少。就如我们现代，哪个国家有多少私家车，也能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一“乘”车往往就是一个家族，代表一家子利益，私家车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发展水平和治理难度，说一句不很得当的话，富人越多，越难治理，大家要面子争利益，更是缠绵争斗得厉害，要摆平这错综勾连的事，才是“道千乘之国”的难处。只有把民间关系理顺，才有军队。说句绝对的，国无一兵车的情况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国家不与民为善，国无兵车可用，土崩瓦解而已，并不为怪。
古的不说，就说苏联，国家军队很强大，当政党危局时，是否见一兵车出来维护？虽然当时军队强大，但与“国无一兵车”又有何异哉？不过土崩瓦解而已。所以，以为“千乘”指兵车之重要，不如指民力之重要，指国之大而民难治；“乘”不如理解作一乘一族一难，“道千乘之国”，即是治理“千乘之族”之难。
千乘者，万乘之下皆为千。
“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则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惟是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然则贫故车少，富故车多，不尽称徒以造车，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就算是大国，如国治不好，又能出得了多少兵车？绝无千乘。贫国千乘，若是指兵车，则“千乘”只当是指代，指代诸侯。千乘之数，按正常水平评分得出，也就是等贫国脱贫后的正常水平。若是指私车，虽即是国处贫时而私车大抵稳定，虽贫有稍减，但八九不离十，此却能见国家大小之数。
子贡问政时，夫子答以先去兵，后去食，留民信。从夫子的观点，民食重于兵。民信，亦是民之根本，民信与民食，同为民事。故而夫子之谈千乘，与其言兵，不如言民。更为治国要旨。
千乘指民车，或赋车，更为妥，而指兵车则所指较远。这里讲治国，都是讲与民的事，没有讲战事，怎么就又有战车、兵车，难道讲兵车就是讲国家大小吗？就不能用民车来代表国家大小、百姓富庶吗？民车，以其贵重荣誉，多能代表一族地位，民车主人多能代表一定民意。
孔子把自己的车也看得非常重，自己的儿子伯鱼、自己最爱的弟子颜回都没有得到孔子座车陪葬。民车，可见乃民生之事，顺而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民事，就是一路顺承，不为突兀。孔子对用兵并不感兴趣，从卫灵公篇可以看出：“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是懂军旅之事的，以后我会讲到。为什么孔子和卫灵公说未学呢？是孔子把用兵放在很后面位置，民事应该也在兵事之前。
敬事而信，包曰：“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节用而爱人，包曰：“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使民以时，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
皇疏：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
杨伯峻《论语译注》：古代“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仅指士大夫以上各个阶层的人。此处的“人”与“民”相对而言，可见其用法为狭义。
邢疏：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时”者，谓筑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国家之藩卫，百姓之保障，不固则败，不修则坏，故虽不临寇，必於农隙备其守御，无妨农务。
《朱子集注》：时，谓农隙之时。
如果，时谓农隙之时，则使民以时，有时是会使乱了的。如，其他诸侯国侵略时，召集民众被动作战时，没法“以时”。
信，与民诚信，有公信，有威信，执法严明公平公正等；爱，团结尊重人才，善于使用人才，爱惜百姓。时，制度、秩序、受约束的规章。比如，遵守时限约束也是一种制度秩序，如我们上班就要守上班的规章制度，古人上班也有约束，就是时。守时，守秩序也；此一守，可推及其他而皆可守。使民以时，建立秩序，有规矩，有章可循。士农工商四民均应有“时”，社会各界才互有遵守。
使民以时。佛家要把话说大时，都先打一句“发一句大宏愿”。我不敢发大宏愿，在思考“使民以时”，却又想把话说大了，如惹出笑话，就博一笑而已。使民以时，管理民众做到有顺序，使民有规矩；时，指代规矩、顺序、秩序。
“时”，有各种时。祭时（郊祭、旅祭之时等等），丧时，婚嫁喜庆时，战时，农时，见大夫上卿时，事君时，事父母时等等。有各种时，各时有各时的规矩，各时的礼法制度。在这个时，就要行这个时的规矩礼法，乱不得。民众都能守这个时，都能守这个时的规矩礼法，则国家安定矣。百姓有了制度约束，做事才有效率，发展生产就更好，国力也跟着更强。所以，百姓知道如何遵守制度，知道做何事守何“时”，则事可成。百姓成，则国成。
《论语集注》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则浅近而已矣。”程子这个评论好。“若推其极”，意思是用得好、做到位；言近，简单的意思；浅近而已，通俗易懂而已；大道理往往都是简单的道理，所以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
此章论治大国之法。《四书辨证》引：“不曰治而曰道者何？治者，法术之名。道者，仁义之用也。”治大国有五种要道：敬事、诚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具此五者，方能治国。敬事者，事为国事。财物出自民间，民力维艰，必须节用。爱人者，知民之疾苦，爱养之也。敬事而信，则民悦服。
此章又论忠信之大用。节用爱人乃忠信之举措，忠者得懂节用，信者则能爱人；忠信之人以时自律，而使民以时，则是忠信之人由己及人而律之。
（喜欢的读者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