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争议

太初元年（前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

《史记》成书之后，司马迁并没有公之于众，到汉宣帝时，才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陆续把《史记》的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的遇害而中止。

《史记》中的部分内容向外传播后，被汉朝统治者定性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受到了官方的打压。

汉明帝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下诏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史记》中关于汉朝部分的内容确实存在较多“述汉非”的负面描述，因此许多人认为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故在《史记》中诽谤汉朝来泄愤，故有“谤书”的争议。

东汉末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此外王肃、李贤、刘知几、李几、王夫之等均有类似批评。但也有学者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并非私人泄愤所作的“谤书”。司马迁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总体而言，后世关于《史记》的评价，誉远多于毁。——《史记》被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各朝各代文史学家对《史记》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当属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雅致、最深得人心。

司马迁有没有借《史记》来诽谤汉朝，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司马迁确实因为为李陵的败降匈奴作辩解却受到汉武帝的宫刑处罚一事而耿耿于怀，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宫刑给自己身体和精神带来的极大创伤有较大篇幅的表述。——“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作为普通读者，读《史记》中楚汉史部分最大的感受，就是疑点不少，有太多的不合常理，总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其一，明显贬抑了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贡献；其二，抬高了项羽的历史定位；其三，夸大了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的军事贡献。

也好，有争议的历史，才可能激发起探究真相的兴趣。

末了，说说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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