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引言
依据文化史观，夏曾佑认为“综古今之士类言之，亦可分为三期”，“由三代至三国之初，经师时代也”；“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也”；“由唐至今清一一引者，举事时代也”。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为了表达和体现其今文经学的观点和进行改革的要求，照他看来，经师时代的经师，是法古守礼，这显然是指古文经学者而言。所以指责说：“其蔽也巫”，名士时代的名士，他认为“傥不羁”，如“阮籍以沉沦自晦，侥免一时，其嵇康、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皆蒙显戮。东汉气节，荡然无复存矣”，结果是导致了“其蔽也疏”。到了举事时代，他认为“举子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一概不了解，所知道的仅仅是“应试之知”。他破口大骂说：“其蔽也无耻”。为其废古文经学、科举制度和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
夏曾佑在编撰《古代史》时，虽然也曾标榜写历史不能只写帝王将相一人一家之事，但基于文化史观考察和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陷入崇拜个别英雄人物的泥坑。他在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时，说：“此代至要之事，乃孔子生于此代也。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至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则自秦以来，直至目前，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人材升降，文章学问，千枝万条，皆可烛照而计数矣。”
又说，假如秦代没有秦始皇，汉代没有汉武帝，则“中国非今日之中国也”。在他看来，“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他为了夸大某些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甚至违背其历史进化观点，自相矛盾地认为自秦以后二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他写道：“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汉秦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时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
二千多年来，我国的史学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种类繁多，然而就编纂体例来说，封建史学著作的编纂方法，不外乎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体三大类，其中以纪传体为重要，数量上也最多，自司马迁撰《史记》开其端，继其后的所谓正史，亦即通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类此的著作，在编纂方法上就采用本纪、列传、表、志的所谓纪传体，其中“纪”以编年，“传”以纪事，“世家”以分国录诸侯，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成为一种较完备的历史编纂方法，被奉为中国封建正统史学编纂历史的典型体裁。
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说，“纪传行之千年有余，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欲饥食，无更易矣。”这种史学体裁的优点是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以及能分门别类的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其缺点是只能限于叙述个人活动，而对于各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间相互的联系，特别是对当时历史的总的情况，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则难于顾及。与纪传体同时并用的还有编年体，它以年系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
司马光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汉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而他所编纂的《资治通鉴》以及类此的编年体史书，对于各类繁富的史书来说，那是简化得多了。事实上它是一种编年体的通史。这种史学著作体裁的优点是记载历史事实时，以年月为经，以历史事实为纬，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记载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是比较清楚的，它的缺点是记载同一件史实前后割裂，首尾不相连贯，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典章制度无法加以系统地记载。
纪事本末体本来是作为编年体史书的补充形式而出现的，以弥补编年体历史编纂方法的不足。这种史书体裁的优点，也如章学诚所说的，“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首尾经过，一目了然。它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是从南宋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开始的。这种史学著作的优点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它的缺点是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描绘出一条发展的线索。
夏曾佑在编撰《古代史》时，突破了上述三种编纂方法的框框，于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外另辟新的途径，采用章节体编写中国通史。利用这种体裁系统编纂中国历史，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夏曾佑可说是第一人。这种章节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史学内容和特点而出现的。
夏曾佑和封建史家不同，他编撰《古代史》的目的，是在于据往事以推未来，在于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夏曾佑对自己编著史书的要求是“文简于古人，而理寓于往籍”，并且为的是“足以供社会之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所要求记载的东西，和封建史学家所要求记载的东西是不完全相同的。
关于这一方面，与夏曾佑史学见解相近的梁启超说得最为明白，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明确地说：“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于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但是，梁启超认为，“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即是说封建史学内容已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的需要，所谓“今日而欲得一理想之中国史”、“欲成为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必须增加新的史学内容，梁启超一下就列举出了二十多个项目，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封建旧史家们所没有涉及过的，其内容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史学体裁中也很难安排叙述的。
夏曾佑的《古代史》开头几节就是“世界之初”、“中国种族之原”、“古今世界之大概”等等，尽管在内容的论述方面还不够完善，不完全合乎科学，但他毕竟涉及了过去封建史学家们所没有接触过的新内容、新问题。要叙述这些新问题和新内容，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是无法容纳的。
经过探索和研究，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为了表述他们的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观点，将历史发展的阶段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这种历史观点和史实的具体内容，用旧的史书体裁是无法容纳和表达的。这就促使夏曾佑在编撰《古代史》时，非采用新的方法不可，即用篇、章、节的办法来表述他的新的内容。
夏曾佑采用新的历史编纂方法是具备条件的。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利用章节体方法编纂的史学著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了，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如年樊炳清译的《中等东洋史》，年泰东同文局出版的《东洋史课本》和科学书局出版的《中等东洋史教科书》等等，都已流传到我国各地。处于这样历史条件下，专心探求新知识的夏曾佑，在西方尤其是日本资产阶级史学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下，对中国史学著作新体裁的产生作出了新的贡献。
《古代史》分二篇、四章、一百七十节。将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分为三世七期，藉以表明关于中国历史的进化情况。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他是力图依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变革情况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尽管这种分期还不可能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表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合乎科学的阶段性，他所分篇、章、节的本身也不可能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这深刻地表明了夏曾佑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偏见，是资产阶级的史学编纂方法。但是夏曾佑的历史编纂方法和封建史学家的编纂方法相比较，比封建王朝年谱式的、家谱式的旧史书，以王朝的兴衰、帝王的废立，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无疑是一个进步。
结语
当然，要真正科学地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只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这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夏曾佑所采用的章节体编纂方法，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安排同类事件在一起叙述，各历史事件间的联系有所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封建史学编纂方法的不足。
然而必须看到夏曾佑这样做，仅仅是一种尝试，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如有的一章中竟多至七十五节，实际上只起了计数的作用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夏曾佑受资产阶级史学方法的限制，给他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原则性缺陷，其阶级局限性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夏曾佑在编纂《古代史》时，不用封建旧史学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而采用新的章节体，这是我国历史编纂学上一大创新，具有进步意义。
《古代史》编成后，年到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文字浅易明白，读之易于理解，故得以广泛流传。有人说读其书，“人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这虽是过誉之辞，说明本书在当时史学界是起过较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