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其中最突出的赋这一文体的产生和发展。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还吸收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往往融入其中。从其句式来看，有传统的四言，又有五言和我七言等新兴句式，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样式。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则代表着新体赋的最高成就。到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杨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楚辞体在汉代并没有新的发展，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于是很多作品摹拟屈原的作品。西汉拟屈原的作品。西汉刘向就曾编集屈原、宋玉和其它汉人的作品，署名为《楚辞》。一般来说，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喻，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大多为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但后来又渐渐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的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是这类。
散文的话在两汉有较大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的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诗歌则出现了一个新的样式——五言诗。主要原因在于两个：一、《诗经》在西汉成为五经之一，这种崇高地位的确立，使得四言诗这种体式带有神圣的性质，文人的言志抒情不再轻易运用这种诗体。（直到了经学衰落汉末建安时期，四言诗才再次放射出光彩，如曹操等）二、西汉乐府的采诗制度。民间歌谣！进入朝廷，使得文人开始竞相模仿，在东汉开始，五言诗大量涌现，班固、张衡、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等我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后期，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已经是鸿篇巨制，《古诗十九首》更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而七言也在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伟大爱国诗歌屈原，由于汉代辞赋模仿楚辞，往往也掺杂了七言句式。附属于汉赋等我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附汉代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市至宜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业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揪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摹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安”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鮮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人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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