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载：“奇，异也。一曰不耦。”可知“奇”是奇异，非同寻常的意思。“爱奇”是后人对司马迁《史记》特点的评述，历代学者对“爱奇”的论说众说纷纭。
最先提出司马迁“爱奇”之说的是汉代的扬雄，他在《法言·君子篇》中说：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从上述扬雄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扬雄虽然提出了司马迁“爱奇”说，但并未对“爱奇”作进一步的解释，只是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孔子的“爱义”相提并论。后人对于扬雄所提出的“爱奇”说则多有阐述。如对于“多爱不忍，子长也”一句，晋李轨注：“《史记》叙事，但美其长，不贬其短，故曰多爱。”李轨认为“多爱不忍”是指司马迁善于褒扬人物的长处，不贬斥人物身上的短处，不因为其身上有缺点则弃而不录，所以说他多爱。宋代宋咸注：“迁之学不专纯于圣人之道，至于滑稽、日者、货殖、游侠，九流之技皆多爱而不忍弃之。”他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不单是儒家思想，因而司马迁在取舍人物时并不只是依照儒家标准。“滑稽”、“日者”、“货殖”、“游侠”等九流之技虽不符合儒家评价人物的标准，但司马迁都有记载，所以他多爱。宋代吴祕的观点与宋咸相似，吴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马迁皆序而录之，是多爱不忍也。”他认为司马迁对那些不能垂范后世，无益于教化的人物都加以序录，是为多爱。从以上可以看出，后人对于司马迁“多爱不忍”，即“爱奇”的解释多是从选取人物是否符合儒家道义的标准来论述的，认为司马迁的“奇”是与儒家正义对立的一个范畴，以奇为“不正”。
扬雄之后，最先对司马迁“爱奇”进行评论的是三国时期的谯周，他在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评论中说：“司马迁爱奇之甚。”这个评论是针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而发出的。认为司马迁“爱奇”就是在《史记》中采用了大量驺衍的不轨之言，如《孟子荀卿列传》：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驺衍的九州言论很是荒诞离奇，充满神异色彩，故而《史记索隐》评曰：“桓宽、王充并以衍之所言迂怪虚妄，干惑六国之君，因纳其异说，所谓‘匹夫而营惑诸侯’者是也。”但是司马迁却将这些无稽之谈记入史册，因而谯周说他“爱奇之甚”。这里谯周所谓的“爱奇”和扬雄之意相同，均是将“爱奇”与“爱义”对立。
在扬雄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孔子的“爱义”并论之后，刘勰则把“爱奇”与反经联系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游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刘勰认为“爱奇”是反经的，是违反正理的，是不符合儒家辨别是非的标准的。“反经”说并非刘勰首创，这一说法历来有之。刘勰的观点是基于班彪的言论而总结出来的。班彪评论《史记》说：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从班彪的言论来看，他认为司马迁有“三失”：推崇黄帝、老子而看轻《五经》；《货殖列传》看轻仁义而以贫贱为可耻；《游侠列传》看轻守节操而看重世俗功效。其子班固继承了班彪的观点，只是在表述上略有不同而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固认为司马迁在谈论大道理时，黄老地位在上，《六经》地位在下，从而贬低了《六经》的地位；记叙游侠是降低处士的地位而抬高奸雄的地位；叙述货殖是崇尚权势财利而羞于低贱贫穷。班氏父子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货殖”和“道游侠”不过是这个中心观点所派生出来的两个分支而已。其实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与后来刘勰所说的“反经”观点实质相同。但对于司马迁的“爱奇”是否“反经”这一问题，历代大家仍争论不已。
或是批判司马迁尊黄老而反经。如南朝宋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对于班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言论说到：“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即裴骃是赞成班固的观点。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曾讲：“圣人谓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黄老，崇势利，是谬于圣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是崇儒尚德，而司马迁尊黄老之学，崇尚势利，这与圣人之道是相违背的。刘知几在《史通·探颐》篇中也认为“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又说“先黄老、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刘知几也认为《史记》有“反经”的记载，将“先黄老、后《六经》”看作是司马迁的纰漏谬误。到了苏轼更是将“先黄老、后《六经》”看作是司马迁的两大罪责之一。他说：
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
苏轼这里罗列了两大罪状：一条就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他认为司马迁将黄老学说置于孔孟学说之前，这是应该批判的。第二条大罪状是司马迁竟然认为商鞅和桑弘羊也有历史功绩。因为商鞅和桑弘羊的人生追求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这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相冲突，所以苏轼认为商鞅和桑弘羊是奸雄，是小人，是不足以名垂青史的。可见苏轼对于“先黄老，后《六经》”是持批评态度的。
或是认可司马迁尊黄老。因为他们认为司马迁尊黄老是符合自然道义的，没有贬低六经的意思。例如唐代的张守节，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司马迁辩护，在《史记正义》中说：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张守节认为道是产生于自然的，产生于天地之前，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黄老思想就是遵从“道”的，而“黄老之说”与“六经之说”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司马迁要讲“道”就必须先从黄老思想开始。所以在张守节看来司马迁先讲“黄老之说”，只是遵循了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贬低轻视六经的意思。而后秦观对此也有呼应，他在《淮海集》中说：
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礼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混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
观其文意，秦观对于司马迁的做法是给予肯定的，认为黄老之学是以道为本的，是整体上的主导，而六经之学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是有道理的。
又如南宋晁公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郡斋读书志》说道：
当武帝之世，表彰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论大道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也。
晁公武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没有使得国家大治，反而极端奢侈，挥霍浪费，致使民生凋敝。反不如文景时期崇尚黄老，注重节俭，天下富饶的景象。晁公武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崇儒不如尚黄老，所以司马迁尚黄老并无错处。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司马迁不尊黄老而尊儒经。此派从根本上反驳了“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观点，认为黄老思想是司马谈的主张，而非司马迁。代表人物有清代的王鸣盛、梁玉绳。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马父子异尚》篇中说：“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认为尊崇黄老而贬低儒家的是司马谈而非司马迁，同时认为司马迁是尊儒的。与王鸣盛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梁玉绳，他在《史记志疑》中也说：“六家要旨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
同时如清人冯班、章学诚等，他们也认为司马迁评价人与事时是以六经为标准的，是崇儒尊经的，甚至是不“爱奇”的。如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说：太史公云：“学者载籍极博，必取信于六艺。”……其不爱奇也明矣……
从冯班的话来看，他认为司马迁在取舍材料时，评判的标准是取决于六经的，是符合儒家判断是非标准的，因此冯班认为司马迁是不“爱奇”的。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
《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
章学诚认为贤者出于好奇，在记载《游侠》《货殖》等时发些感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史记》中的其他奇处，也都折中六经，不违背儒家正统观念。所以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爱奇”不反经。
总结上述诸家观点，可以看出大家在谈论司马迁“爱奇”的时候，讨论的焦点是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评价时是否遵循儒家正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