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是中华大地上古老的诸侯国，它在西周的宗法体系中形成了与中央的“拟亲缘关系”，经过多年的融合交流，早已被纳入中华文化的范围之中。
然而，楚在先秦时始终难以摆脱“蛮夷”的形象，无论从哪个维度考量，都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因此，研究楚人的先祖及它与中原文化的丝丝缕缕的联系，历来是楚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然则楚人的先祖，也经历了一个流变的过程。
一、重黎与祝融
1重黎的族属
《史记·楚世家》对楚人的起源有较为全面的解释。
其中提到：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琇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
众所周知，熊是楚王族的姓，则一直到此处，楚在周代的世系就出现了，此前的内容大致是本文要探讨的楚先祖范围。又知道，司马迁所著虽号称“信史”，但终究是综合无数古史典籍而成，历代不乏考正《史记》之作，因此这一段引文仅做线索之用，这也是笔者所以要具文于此的缘由。
首先是，重黎是否为一人？
《风俗通义·祀典》引《周礼说》云:“颛顼氏有子曰黎。”《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曰:“颛顼氏有子曰黎。”如果这些还可以解释为黎是“重黎”之省，则《吕氏春秋·十二纪》“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下高诱注云“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使重为句芒；……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就分明将重、黎分为两人。
且上古时期的大事，颛顼“绝地天通”的记载中明确写道：“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因此，重、黎实为两人应当是无误的。
那么，重黎为何又并称乃至在后世流传中成为了一人呢？这一点，将是后文叙述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次是，重黎出于何族？
第一种观点是重黎出于颛顼氏。上文《史记》采颛顼苗裔说。除了《史记》，《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屈原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氏是颛顼之号，则源出颛顼似乎也受到楚国贵族自己的认可，重、黎自然也是同部族的兄弟。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出于少昊，黎出于颛顼。前引《吕氏》、《左氏》不仅能佐证重、黎分属两人，而且提出了两人不同族的记载。正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总结的那样：“据左氏，重乃少昊之子，黎乃颛顼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别。”
又《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之东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古时“孺”通“乳”，“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因此应当理解为颛顼在年少时受到少昊部族的抚养。
而“弃其琴瑟”则可以证明在颛顼前或后，两族有广泛通婚的行为，那么，重黎的分属两族及其后的融合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种观点认为重、黎同属于羲和氏。这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是可以共融的，而且正是基于第二种观点。即，我们知道上古时期有母系和父系两种氏族社会，而重黎的时代正处于母系到父系的过渡期，此时母系、父系共存。史书记载重黎出于颛顼、少昊都是其父系的部族，而后世失落了其母系部族的记载。
依据一，吴回的身份。
《大戴礼记》记载，“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据其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句，则这些“产”的“氏之子”当为女方。
也就是说，重、黎及吴回有共同的母亲。《史记》记载吴回是重黎的弟弟且继承重黎的职位成为祝融，符合兄终弟及的原则。而官职兄终弟及则是因为兄弟同属于一个部族，这恰恰又是母系氏族继承法的特征，因为在母系氏族时期，父子并非出自同一个氏族，不能相互继承。
依据二，文献中羲和与少昊、颛顼二族的联系。
前引“老童娶于竭水氏”其中竭水氏，《世本》作“甘水氏”，而甘水，《山海经》记载：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也就是说颛顼氏族与羲和氏族有通婚关系。
也是《山海经》记载，帝俊妻娥皇。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而晋《拾遗记》称，少昊之母名皇娥。因此，羲和和蛾皇、皇娥都是指羲和部落的女子，而羲和氏女与颛顼、少昊两族有通婚历史。《山海经》中羲和氏聚居地在颛顼氏、少昊氏之间，也为三族的通婚、交流提供了便利。
依据三，羲和氏的继承谱系。
文献中多见羲和氏女子与其他男子通婚，却没有羲和氏男子与其他女子通婚的记载，这可以说明羲和氏实际上是一个母系氏族。现有文献只提出重黎是少昊、颛顼之子，但没有他们是姬姓（颛顼）或己姓（少昊）的记载，这说明他们在姓上从母，颛顼、少昊都是父而已。
也是因此，羲和氏以女子而不是男子作为继承人和传承谱系的依据，不将自己氏族的男性成员留下，或者当时母系、父系并存，他们可以选择继承父系。加之后世历史变迁下的记载偏向，这样，重、黎就只知其父不知其母了。
2重黎与祝融的关系
前文已经尽量精简地梳理了重黎的身份，这里需要对祝融解释一二，重点就在于祝融与重黎的关系。祝融，可以是人，可以是名号，可以是官职。
第一种观点认为祝融是名号，而且是重黎的美号。
还是回到《史记》。所谓“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史记集解》训曰：“祝，大；融，明也。”韦昭曰：“祝，始也。”《国语》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则祝融是此时帝喾赐予重黎的美号——因为重黎已经居“火正”这一官职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祝融是官职。
需要注意到，其一，祝融、句芒是上古神名，《史记正义》注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句芒，东方青帝之佐也。”而上古时期，早有将神名作官职的成例。
其二，颛顼时使重黎绝地天通，是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改革的结果是民神异业，反映到官职名称上则是不再将神圣的名字赋予官职，因此，祝融很可能既是嘉号，又是曾经的官职名。其三，众所周知，祝是上古时期的神职人员，因此祝融又可以理解为“其明光照远方之祝”，仍可作官职解。
第三种观点认为祝融和重黎并非一人。
当然，这里“并非一人”指的不是祝融的名号不仅属于重黎，还属于吴回、陆终，而是说重黎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人名为祝融，或者说，两个祝融并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料中得到佐证。
《史记》称“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司马贞补正称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这些都说明重黎所代表的祝融与共工氏是敌对关系。但是，《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妻……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则祝融又是炎帝之后，与身为颛顼之后，也就是黄帝之后的重黎不同。还有一点，史书记载的是祝融为炎帝后，却从未提及重黎为炎帝后，因此，祝融和重黎很可能是三个人。
据以上三种观点及前文的阐释，情况很可能是祝融、重、黎三者的部族相互融合，相互交流，最终共同成为了楚人的祖先。
重、黎中后世偏重“黎”，这是因为黄帝之后的黎更为强势，少昊究其源流，可追溯为炎帝之后，就这样，重、黎慢慢形成为重黎。在重、黎合并之后，共同打击了他们的敌人共工氏，也就是祝融之子，炎帝之后，祝融最终失败，被合并到其中，那么，祝融的名号，图腾，信仰等也就融合进重黎的部族之中。
二、重黎形象演变
重黎有三种身份，一种是作为楚祖的重黎，一种是作为火正的重黎，一种是作为神明的重黎。
作为楚祖的重黎首先是依托于祝融而存在。
《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历代多训“皇考”为亡父，然而上一句尚且是高阳氏，下一句就写亲父，未免跳脱，因此还可以训为远祖。“伯”可训为长、大，而“祝”也有大、始之意，可互通。
“庸”属东，“融”属冬，上古东、冬二部古音可旁转，故“庸”、“融”音同字通。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20说“庸与融同”。《路史·后纪》卷4的“祝融”称“祝庸”。因此伯庸即祝融，而楚人是祝融之后则是公认的。
先秦时期，祝融仅是黎。《国语》：“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左传》：“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少皞氏有四叔，曰重，使重为句芒，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西汉后，祝融成为重黎，其后则往往重黎并称。
并且，还将祝融扩展为重黎和吴回。东汉以后，祝融的历史形象就基本定型为重黎和吴回，以致后世有重黎为一人的猜测。
作为火正的重黎与五行理念的完善有关。
我们注意到，西汉时重黎并称，并且都归于火正，这种变化首先要归因于当时的五行思想。火正当然要比西汉的五行思想形成更早，但汉儒将火正纳入五行之官体系中，正是此时五行思想发展的表现。
《国语》记载，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南方属火，重黎又共同拥有楚人这一支后嗣，职能上相互配合，并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炎帝的祝融和重黎的融合也和这种变化有关。
从阴阳五行的角度，炎帝属赤，故配于南方，祝融为火正，立国于南方，因此祝融这一黄帝苗裔逐渐成为炎帝系统的一员。
从历史的角度，颛顼氏、少皞氏活动在今山东、河南地区，本不会与南方部族接触太深，但少昊为炎帝后，阪泉之战后炎帝失败，远走南方，很可能就是因此留下了祝融。
而此时的祝融本属少昊之子重，却因为炎帝集团的式微归于黎。其后，在大一统思想及五行观念逐步完善后，得以重黎并称，并且将两者都归为黄帝之后，以构建一种新的家国认同。
重黎作为火正的功绩主要是光融天下、绝地天通和敬授民时。绝地天通时重为南正，黎为火正，可见此时的工作仍是基于火正而不是天官而作的。
那么敬授民时这一项，则既是当时火正的工作范围，又与羲和有关了。
庞朴先生提出“火历”，其依据大火星在天空中运行之位置来判断季节、节气之变化。重、黎二人及后世历代火正，通过观测大火星之移动位置，来指导上古时期人们之衣食住行。“出火”即是点火烧荒，与物质极度匮乏时期刀耕火种的情形相符合。
即使在文献中，《山海经》：“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居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索隐》引称“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山海经》记载羲和生十日、十二月，后世以为暗指十天干与十二地支。这些或许都可引证前文所说羲和是重黎母族的观点。
但其后，《正义》注《史记》称“重即羲，黎即和，虽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也。”
《尧典》载“乃命羲和……敬授民时。”《路史》记为“乃命羲和，绝地天通，羲载上天，黎献下地。”重为羲，则和为黎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可见羲和、重黎都有掌管天时历法的职能。
作为神明的重黎则要与祝融区分一二。
前面已经不厌其烦地说到祝融的神圣等等，但重黎本身也有神格的一部分，其次才是作为祝融的神化。
首先是重黎的“神”。
史书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老童又作耆童，应为脱字，这里不赘述。然而，郑注《礼记》训重为童，《书·西伯戡黎》之黎,《释文》:“《尚书大传》作耆。”则耆童可对应为黎重，即重黎。重童、黎耆,古字音近字通，耆童、重黎，应当是古时一神的不同称呼。
重、东，古时同源，重，犹言“东方之人”，即东方之神。童、重、东三字通用。东方之神，尤其是楚地的东方之神是谁呢？是东皇太一，太阳神。《说文》:“东，动也，从木。”段注：“木，槫木也。”——也就是东方的扶桑树。
《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十日，正是羲和之子。重黎和羲和既然在神话中可以与太阳有关，自然在世俗生活中掌管历法了。
当然，羲和本身是女神，长沙出土的楚帛还提到东母这样一位不见于典籍的神明，一望可知是女神。后世以男性面孔的东君、东皇代替羲和、东母只是例行的父系取代母系所必要的改变。
重和黎合并之前，多为句芒，典籍记载为春神。句芒，杜预注：“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是春天的景象，楚帛中提及被隆重祭祀的另一位神明“析”，当是句芒。东方的太阳神与代表希望、温暖、草木生发的春神逐渐合二为一，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黎，在神话中即太阳神、火神祝融。《风俗通义·三皇》:“火，太阳也。”这或许也就是后来重黎合二为一的又一基础。《方言》十二：“黎，老也。”《索隐》注“迟明”为，“黎，黑也。”《说文》:“耆，老也。”《左传·宣十二》：“耆，昧也”。黎通老，这是一定的。
下一个问题是黎这一太阳神存在的意义：太阳东升西落，东方自有太阳神“重”，则西方也有“黎”。东方的东母后来变成东王公，但黎留存下来，成为西王母，也是帛书中记载的另一位大神“夷”。
《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是其遗迹。《道德经》称“视之不见，名曰夷”可见夷与黎音近而意同。
其次是祝融的神。
祝融是火神，是重黎的美名，在神话角度重黎也与祝融相融合、借鉴。因此，楚人祭祀祝融时将对重黎的祖先崇拜与祭祀与对火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相结合，最终将楚祖重黎神格化为祝融，也将楚神重、黎转变为祝融。
这种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结合实际上是将自然崇拜逐步转化为祖先崇拜，背后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至于祝融成为火星的代称，这是基于火正的流变。
《左传》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这里的“心”就是“心宿二”，词语“七月流火”，就是指它的运行。这颗星又称大火，简称火，学名辰，火正“主辰”，也就“食于心”。这才是“火正”之火的本意。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火星，古时也叫荧惑，这似乎与火没有关系？非也。火星——荧惑运行在心、咮之间，于是古人观念里的火有时也指这一颗星。火星的火既是大火，也是鹑火。以往常说的“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入侵心宿，“留”在此地不肯远去的现象，非常不利于“授民以时”，打乱了一年的安排，逐步引申为各种灾祸、不祥。
三、小结
前文已具，在历史层面上，重、黎首先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是楚的先祖，其后因为部族的冲突与融合逐步并称，合二为一，共同成为颛顼的臣子，官居火正，又因为恪尽职守，成为“祝融”。
在神话层面上，重、黎、祝融既是楚地的自然神，又是楚地的祖先神，经过“层累地造成古史”，楚人由祭祀重黎变为祭祀祝融，将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祝融也就从火正的美名变为火神，再变为火星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