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很多时候，在杭州街头闲逛，尽管是熟悉的城市，但往往一个地名会让我们浮想联翩，曾经，这里发生过什么？曾经，这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比如走过南宋御街之时，当年有达官贵人如过江之鲫，但也有平民百姓簇拥如云，而两者构成了宋韵的底蕴，就像南宋初的荣家书铺。
“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中这样说，说出的却是一个真理：今人赞誉北宋监本，殊不知其书多为杭州所刻。可见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像今天我们所赞誉的工匠精神，其实早在手工业阶段，杭州的印刷人就已经具备这种品质和精神。
这在杭州是一以贯之的，同样也是杭州城市气质中让人赞赏的那一面。
这些历史中的细节，可以让我们深入到杭州这座城市的隐秘之处，并真正能够读懂杭州，读懂我们文化基因的由来。（李郁葱）
嘉业学堂丛书本《金石录后序》书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来自南宋书市的
一则“小广告”
荣六郎终于下定决心，重金租下位于临安城中瓦子偏南、御街东侧的一家店铺，准备在此刻书卖书，重操旧业。
这是一个令他需要面临极大风险、背水一战的决断。中瓦子这段御街（今中山中路惠民路至河坊街一段），可是京城最具商业价值的黄金地段。当时御街从众安桥到朝天门（今鼓楼）上有南瓦、大瓦子、下瓦子等大型娱乐综合体，清河坊（今河坊街）与御街相交一带称中瓦子，最是熙攘繁盛，被誉为“五花儿中心”，沿街店铺的房租高得离谱，你不做热门的赚钱买卖，根本就站不住脚，是以在此一路走来，两旁多半是金器首饰、酒楼餐饮和瓦子娱乐这些来钱快的营生。
出版一部书，从选题、编校、写样、刻字、清样、刷印、装订到售卖、成交，周期那么长，资金不太可能快速回笼，所以荣六郎要在此经营书籍，成本压力非常大。他租下的这家店铺原先恰恰就是一家刻书铺坊，主人本地钱塘人王叔边，就是因为实在吃不消对付东家日益飞涨的租金，只好关张歇业，另谋出路。
那么，面对这个前车之鉴，荣六郎为啥还要出此险招？
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中对相国寺及其东门街巷书市的记载。国家图书馆藏
在这新都城里收拾“旧山河”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朝野正闹“书荒”呢！“靖康之变”（）使得赵宋皇帝宫中“崇文院”等处积蓄百余年的十余万卷珍本秘藏，被金人一网打尽，辇载而去。随之而来的十多年战乱，又使得各地无数典籍毁亡散佚。比如，山东青州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的“归来堂”，原有藏书两大库，建炎元年（）三月夫妻俩逃避兵祸，舍去大部头和重复的书之外，携带的藏书仍有十五车之多，连舻渡淮又渡江，到建康（今江苏南京）时还有两万卷，辗转逃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金兵接踵而来破城烧杀，夫妻俩千辛万苦转运过来的书到头来全部化为云烟，而在青州故居未能带出的藏书，也全被焚毁。
两宋之际的“书厄”由此可见一斑。大宋以文治著称，所以南宋初年，上至皇帝百官，下至文士学子，无不都在寻觅往昔的圣贤名著、经史子集，重刻典籍的营生在那时可就成了热门生意。
此时，绍兴二十二年（）早春时候，朝廷建都临安已有十四个年头，相距宋金缔结“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正式接受金朝的皇帝册封正好已届十年。从宋金两国关系来看，双方相安无事，天下太平，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安宁日子更好？可是对当年南渡而来的无数北方人来说，譬如像荣六郎这样的故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人，这里面则满满的都是情绪上的纠结。不再打仗了，也就意味着不用再逃命逃难了，这固然甚好，但东京相国寺旁的老宅老店，那可是好端端的一份家业啊，从此你也甭想再回去经营了，这又如何是好？
荣六郎是个怀旧的人，总惦念着自己儿时也就是政和、宣和年间（宋徽宗时期）东京相国寺的繁荣景象。那时整个东京城最具规模的集市就摆在大相国寺，每月但逢初一、初十五，再加上逢八的日子，这五天中京城内外各路商贩相聚于此，天下奇巧之物、百工绝活无所不有，把寺院内外闹哄得成了超级大市场。这大“超市”中唯一比较安静的是寺院大殿之后、资圣门前这块地方，这是书籍、古玩和字画摊铺的“集市”，甚至还有“旧书”专卖区，奇书秘笈应有尽有，远近文人在此“赶集”，淘书鉴宝、品评书画，不乏挥金如土的主儿。平常日子里，荣家在相国寺东街“图书一条街”上的固定旗舰店，也是个生意不愁的书坊老字号。荣家几代人最是明白，天下人对东京城的繁华心向往之，他家刊刻的图书只要选题精准、内容精审、版印精良，那就是刊行天下的大买卖。
南宋建阳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集解》书影。国家图书馆藏
事实也确是如此，相国寺的“书市”就是天下读书人一生中梦里“必到”的地方。北宋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为啥学问那么好？有个夸张的说法是，他在相国寺“书市”上淘到过一册《唐史》稿本，回家熟读此书后，文章水平居然就上了一个档次。
还有赵明诚，他21岁还在京城做太学生时，每月初一和十五，必来“书市”。赵明诚寒士出身，囊中羞涩，却挡不住相国寺“书市”的诱惑，于是经常当衣买书，还自嘲是“葛天氏之民”（葛天氏是上古时期采葛织布、缝制衣服的发明者，也是古时乐神）。更奇葩的是建安（今福建建瓯）学者黄晞，来京游历时见相国寺周遭汇集了天下那么多书籍，就此住下不走了，身上一星点儿碎银全拿来换书，直到衣不蔽体的穷困地步还赖着不肯回家。
此后黄晞这位名副其实的“葛天氏之民”二十年一直寓居东京，买书读书写书，直到去世，留下了万卷藏书。
相国寺“书市”称得上是大宋文化昌盛的一大标志。即使经历了“靖康之变”这样翻天覆地大劫难，这个“书市”居然仍有开市。荣六郎原先也有重回东京故里的幻想，但一直犹豫不决，毕竟北方故土绝大多数的文人不愿活在金人的统治之下，都做了南渡的移民，自己再回东京，那些天下士人熙来攘往的“老画面”哪有可能再相逢？绍兴二十一年岁末，临安城朝天门的城墙上贴出一则“头条新闻”，说是金朝皇帝完颜亮已下诏重修原来的东京宫殿，打算把大金国的都城从东北搬到汴京去。这一来，荣六郎彻底断了“回家”的念头。
于是，在临安城跑遍了街头巷尾、城里城外，经过充分的观察与思考，他下定决心要在这大宋新的都城中，从头收拾他自家的“旧山河”，经营书坊。
南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书影（刻于建安）。国家图书馆藏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
但是，原来在此的王叔边前不久关了坊铺走人这一前车之鉴，却是明摆着的。亲友和伙计少不得来劝谏荣六郎，“长安居不易”，我们在京城人生地不熟，出手行事得慎重。
可荣六郎笑笑说，王叔边为啥放着御街上的黄金地段不要，另谋出路呢？
临安城的书铺前店后坊，自刻自卖，但每家书坊都有自家的经营定位。王叔边刻的卖的都是些啥书？《史记》《汉书》《三国志》……临安城刻书技术和实力非同小可，难怪太宗皇帝在淳化五年（）下诏，把在东京国子监等文化部门精校审定的《史记》、前后《汉书》等一批史籍名著，特派亲信内侍裴愈带到杭州来镂板印制；仁宗嘉祐五年（），又有圣旨要求中书省把宋祁、欧阳修这两位“大腕”主编的《新唐书》（卷），拿去杭州雕印；哲宗在元祐元年（）下旨，在杭州开雕另一位文化巨擘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卷）——难怪本朝词人叶梦得有说法：“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
东京印书相较杭州，终究稍逊一筹。
杭州向来就是本朝版印书籍的首选地，官方审定认可或主持编修的正史，以及国子监定下的经部、子部的典籍大多在此刻板刷印。
荣六郎笑言：“放着现成的大宋出版中心不顾，再去别的地儿租铺子，能有出息吗？”
南宋京城临安刻书处示意图（底图原刊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
“从葛洪下手，不愁临安人不买账”
既然如此，为啥王叔边还要舍此而去？王叔边去哪了？
原来，因为杭州有刻印史部大典的传统，王叔边的书坊也就攒下了大量史书板子，史籍成了他家书坊的特色。“靖康之变”后，大宋国上上下下到处都缺正本典籍，这本来正好是王家书坊重印再版古史的上好时机。可朝廷为了维护经典名著的原真性和权威性，任何书坊一律要把新版书样（包括利用旧版重印的）送专门官衙逐字逐行校勘审核，未审书籍严禁买卖。所以，王叔边干不下去了。当建安的同行来召唤，他就转移奔建安了。
那么荣六郎要开什么店呢？
他问伙计：你们去过西湖北山的葛岭吗？俺就从这西湖北山的葛洪下手，将他的名著《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拿来刊印，不愁临安人不买账。
虽说葛洪与临安西湖有渊源，但那都是八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书能卖得出去吗？荣六郎道，仔细琢磨琢磨本朝那些文豪大家，就明白这《抱朴子内篇》非同小可——
本朝大家文豪的养生活法，好多可都是从这书上得到启发的，像东坡先生，一生不在贬谪的地方，便是在贬谪的路上，却从《抱朴子内篇》中得到养生之法，潜心修炼。再瞧本朝欧阳修《幽谷种花洗山》说“史君功行今将满，谁肯同来作地仙”，王安石《谒曾鲁公》说“翊戴三朝冕有蝉，归荣今作地行仙”，黄庭坚《玉京轩》：“个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闲自难老”——都是受了葛洪“地仙”的启发。一句话，本朝出了名的文人，养生做人写文章，没有不喜欢“内篇”的。
南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刻于建安）目录后的牌记。国家图书馆藏
“用来编写刻印‘小报’最是适宜”
还有人疑问，临安城的刻书业有传统、有人才、有基础，但这里不比汴京城大，关键是还没有像相国寺那样天下追捧的“书市”，形不成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图书销售中心，届时辛苦刻印了一大摞书，就临安城一地儿几个人来买，这咋办？
这倒是完全有可能的事。虽说市河（也称小河，近代被填作街巷，今称光复路）与大河（也称盐桥运河，今中河）之间、棚桥东面的橘园亭（今棚桥农贸市场一带），也算是临安城里的一处“书市”，但它的影响面远不如相国寺“书市”，所以得脑洞大开、创新思维。
荣六郎还真有“跨界”的想法。他说，朝廷的“进奏院”就设在朝天门北侧，那可是总领朝廷与各地各部门上下往来诏令与奏报的重要衙门，耳目最是通灵，还管着传令天下的职责，每天都要采集、编辑、审定和发行“朝报”。但进奏院却有一帮“小编”在编发“朝报”的同时，又把人事任免中“命令未行，差除未定”的材料另外抄录了，作为“小道消息”悄悄传给外人，编印“小报”上市牟利。于是乎，就出现了一拨儿专门靠搜集和传递“小道消息”的行当人，将进奏院漏出来的“小道消息”转给专门的人编写刻印成“小报”，每天一张纸，天不亮就上市，拿去城里到处发卖，这生意相当不错。
那些个“小报”都是抢消息、抢时间的生意，中瓦子书坊这地儿离朝天门近，用来编写刻印“小报”最是适宜。先想方设法承接“小报”的镂板刷印活儿，那可是每天不断的现金买卖，正好补上刻书卖书资金不好回笼的短板。
南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书影。国家图书馆藏
“这广告几行字便是一部《东京梦华录》”
不久，荣家在御街中瓦子的书坊隆重开张。这年六月，荣家京城书坊刊印的第一部古籍《抱朴子内篇》（五册）正式出版。为了赢得“开门红”，荣六郎还为这部书精心设计了一则“小广告”：
旧日东京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四日。
这广告里饱含了荣家对旧都东京“书市”的眷恋，也透露了人在异乡的别样情绪，当然，对买书人也道明了这书是有传承的，具有十足的权威信和可靠性，几同免检产品，尽管放心买就是。
由于文献缺失，荣六郎出版这部古籍的营销情况，以及荣家书坊后来的经营情况，后人一概不晓得了。但可以想见，南渡寓居临安城的北方人，特别是那些东京人，看到荣六郎书上这则“小广告”，一定会触景生情。五百年后，清初大学者钱谦益邂逅此书，读到这条广告牌记，就老泪纵横，说这几行字便是一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摩挲书卷，抚今追昔，不由得“为之流涕”。
临安城以御街为核心，旁及其他街巷包括一些寺院，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刻书处，其刊印的图书成为世人的珍藏。尤其是南宋后期以临安睦亲坊陈起为代表的书籍铺书本，更是出类拔萃，堪称宋版书中的翘楚。
至于南下创业的王叔边一班刻书人，则把杭州原在史籍镂板刷印上的先进工艺和经验带到了建安，两地工匠相帮相衬，扎实提升了建安书坊对大部头书籍的刻印水平。王叔边主持刻印前后《汉书》时，在目录之后也留下了一则“广告”牌记：“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特意注明了自家籍贯，既是不忘出身养育之地，也是用地望“标杆”的方式，梦华当年故里的书坊盛事。那《后汉书》传到后世，被藏书家傅增湘誉为“建本中最精美”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