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硕
如果有人提问：汉高祖叫什么名字？相信许多人，甚至是小学生都能脱口而出：汉高祖名叫刘邦。可如果您仔细翻阅《史记》，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纵览记述汉高祖生平事迹的《高祖本纪》,乃至整部《史记》的文本之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过汉高祖名“刘邦”。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仅仅写道：“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换言之，他只是告诉读者：汉高祖的姓是“刘”，表字为“季”，仅此而已。
《刘邦》[日]佐竹靖彦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低音
那么，汉高祖名叫“刘邦”，这则讯息是由谁最先披露的呢？
其实，“刘邦”之名首次见诸史籍，已经到了东汉末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五年。彼时，荀悦、荀彧堂兄弟二人投奔曹操，为汉献帝讲解经史。鉴于东汉班固所著《汉书》过于冗长，荀悦修纂了《两汉纪》（《汉纪》与《后汉纪》）进呈天子。在《汉纪·高祖皇帝纪》之中，第一次出现了“汉高祖讳邦”的说法。然而，荀悦所处的时代，已经与秦汉之交相距甚远；从广义上说，已经属于三国早期，或者说“前三国时代”。是故，荀氏记述的可信度值得推敲。
再看《史记》中汉高祖的表字“季”，又是否准确无误呢？先秦时期，兄弟之间的排行，遵循伯（孟）、仲、叔、季的原则，但具体到六国，风俗亦不尽相同。至汉代，通常认为“嫡长为伯，庶长为孟”，家中的孩子排序依次是伯、仲、叔、季。据班固所编《白虎通义》所载：“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由是可知，司马迁笔下的“刘季”，与其说是表字，毋宁说是兄弟之间的排行更合适。用今天通俗的话说，相当于“刘老四”。汉高祖之名，司马迁应该是知晓的。一方面，他曾经亲往沛县走访，采取类似口述史学的方式，收集有关高祖家族以及汉初功臣集团的早期史迹，其中自然会包括开国皇帝的姓名或乳名。另一方面，司马迁与樊他广相熟，后者乃开国勋臣、舞阳侯樊哙之孙；而樊哙迎娶了汉高后吕雉之妹吕媭为妻，故与高祖为连襟。所以，即使司马迁对自己沛县察访到的高祖名讳有所怀疑，也可以直接向樊他广进行确认。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史记》成书之际，司马迁选择隐去了汉高祖之名，仅仅是给出了表字“季”。无独有偶，继《史记》之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亦如是。史学家通常认为：这种做法属于避讳，即对皇帝的名讳避而不谈。
在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所著、王勇华翻译的《刘邦》一书中，对“避讳说”提出了质疑。佐竹认为：“在比《汉书》更注重礼法的《后汉书》中，却堂而皇之地将东汉历代皇帝的名讳写入各卷的卷首”，毫无避忌。“因此，唯一能够解释通的，或许是刘邦这个名字的由来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使得《史记》《汉书》采用了不记载西汉历代皇帝名讳的原则以回避这个问题。”在佐竹靖彦看来：正是由于高祖本名存在秘辛，才导致了司马迁、班固的刻意隐瞒。因为纵然二人的史学造诣再高，也不可能越过开国之君，只记载第二代之后各位皇帝的名讳，索性一概不书。
从汉高祖名讳之惑，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刘邦本人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史料非常有限，使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出扑朔迷离的面貌。对于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秦汉之交，我们所了解掌握的，或者自以为掌握的知识，仅仅是吉光片羽、一鳞半爪。佐竹靖彦在《刘邦》开篇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却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非但没有影响读者的阅读，反而彰显了此书的特色之一：作者在著述过程中，擅长对各类史料进行抽丝剥茧般的细致梳理，广泛参考藤田胜久、平势隆郎以及辛德勇等中日史学家的前沿观点，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假说，藉此启发读者思考，让历史文化活起来。
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垓下决战”，引起了佐竹靖彦的疑问。按照《史记·项羽本纪》所载：刘、项相约中分天下，“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和约既成，则项羽率部东归。由于鸿沟以东已被彭越控制，为避免再生波折，楚军选择沿鸿沟西侧行军；此举恰恰陷入了刘邦预设的圈套——汉军以此为借口谴责楚军违盟。一直尾随在项羽身后的刘邦军趁机发难，在距离陈城北部35公里的阳夏追上楚军，就此拉开了战争的序幕。首战在刘邦驻扎的阳夏与项羽驻扎的陈城正中间的固陵打响。由于韩信、彭越两军按兵不动，刘邦孤掌难鸣，败退至阳夏固守待援。为了换取韩、彭出兵，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正式对二人裂土封疆；志得意满的韩、彭旋即出兵，配合主力合击楚霸王。
然而，令佐竹靖彦不解的是：各路大军云集之地，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垓下。原本应该在楚国西部的中心城市陈城会师的部队，缘何会出现在既定目的地东南公里的小村落呢？通过查阅史料和相关专著，佐竹靖彦发现：自《史记》成书两千年以来，只有极少数优秀学者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的范文澜就当时的状况分析认为：项羽和刘邦决战的战场应该在追随而至的刘邦遭到项羽反击而大败的固陵附近（今河南省鹿邑县附近）。
此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辛德勇教授由范文澜的观点出发，对该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发表了《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一文。一方面，辛德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对刘、项决战很有可能是在阳夏附近展开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在《史记》中存在大量刘邦麾下将领在“陈”或“陈下”参加对项羽决战的记载。当时，一般以“某下”的说法来表示在某一城市或某城之下的意思。因此，《史记》的《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中的“垓下”，应该是指与阳夏南部接壤的陈城城下，即“陈下”。
佐竹靖彦在赞同上述论断的同时，更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辛德勇认为鸿沟以西完全在刘邦的势力范围之内，“陈下”是指鸿沟以西陈城附近之意。而本书作者则认为：在鸿沟以西的韩国境内并未建立起刘邦的霸权地位，鸿沟附近的地区反而项羽处于相对优势，当时项羽就驻扎在鸿沟西岸的陈城之内。对于垓下、陈下之辨，佐竹靖彦自信地给出了如下结论：“垓下作为项羽和刘邦最终决战地的旧说完全被推翻”。实际上，学界对于垓下、陈下之说仍然存在不同的声音，本书作者所述亦属一家之言。
佐竹靖彦笔下的《刘邦》，另一大特色是对史料细节的解读：透过史籍异文的雪爪鸿泥，探寻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再以合理有据的大胆想象，借助考古发掘成果，填补历史的留白。在《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之外，佐竹靖彦还试图从云梦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以及尹湾汉墓简牍的考古发现之中，找寻更多被传统史学家忽略的历史细节。譬如，在《刘邦》一书的第六章《到咸阳出差》中，佐竹靖彦便借助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窥探秦朝末年的物价以衡量刘邦此行的收获。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六号汉墓，主人名叫师饶，系郡功曹史。在其墓内出土了一块木牍，记载了师饶赴京师长安出差以及亲友赠金饯行的情况。而始皇三十一年，同样作为小吏的刘邦，也曾前往首都咸阳公干，《史记》中亦记录了众人馈赠的饯行费。通过对比，佐竹靖彦发现：彼时的饯行赠金在原则上分为千钱、五百钱、二百钱和百钱四个档次。刘邦出差之时，沛县的所有官吏都赠送了三百钱，唯萧何送来五百钱。师饶去长安出差共得到两万七千六百钱，考虑到两百年间物价上涨了一倍，则刘邦所得大约是一万四千钱左右——对二十二岁的他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实际上，这笔财富几乎全部被刘邦用作旅途中与官吏及任侠头目的交际费用，从而获得许多宝贵知识和信息，又扩大了人际关系网。而对于萧何而言，当日多赠的两百钱，在日后论功行赏之时，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收获。
佐竹靖彦在书中还论述了汉高祖的家族构成情况、泗水系月牙形水乡山泽地带的地缘政治、沛县功臣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秦朝末年社会的任侠风尚，以及刘吕两家联姻等丰富内容，犹如流沙勾陈，坠简成书，让一个模糊的汉高祖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