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闳奥淳深的中国经典，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亚地区亦具有广泛的影响。日本是东亚《史记》学的重镇。史记雕题》是日本江户时期怀德堂第五代学主中井履轩撰写的一部《史记》评注驳议著作。《史记雕题》在东亚《史记》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
《史记雕题》中对《史记》原文有许多独创性的见解，对这些创见的挖掘能够反思传统《史记》文本研究的不足，深化对《史记》的理解；研究《史记雕题》所见的中井履轩的思想，对探究《史记》及其研宄对江户学者思想的塑造，比较中日古代学者在传统历史观、史学观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展现的文化区隔等，均有较大的意义。
江户《史记》学视野下的《史记雕题》及其价值
江户时期产生了众多《史记》研宄专著，根据研究重点不同，可简单分为专题研究、读书札记和综合性研宄这三类，《史记雕题》就属于综合性研宄。
与其他研宄专著相比，《史记雕题》的独特性有两方面，从内容上主要体现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大段评论，从思想上则体现在其强烈的批判性和极具个人色彩的丰富的思想性。
《雕题》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著作。因没有受众、名声、创作目标之累，《雕题》的所有写作可以说都是履轩最本真的表达。《雕题》主张以《史记》原文为本，故其对《史记》的注解首先建立在自己独立的思考之上，这使得《雕题》的注解相比之下更具有独创性。
另外，无人情、声名所累，在其历史观和史学观的原则之下，履轩对《史记》及其评论的批判是大胆而爽利的，无论是《史记》原文、三家注、《评林》、甚至太史公的论赞，凡是不合事实、有纰缪处，履轩都会一一指出，甚至直批“虚谈”、“腐儒之论”、“不可以为法”，这在日本《史记》研宄专著中可以说前所未有。
在研究方法上，《雕题》一方面吸收了中国清代乾嘉学派以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重事实、重证据，绝不无证虚测，妄下断语。对《史记》原文及三家注的考证与纠谬，或以《史记》纪传对勘，或以前后文互比，或用先秦经传相证，或以《汉书》证《史记》，在比较中明异同，见正误。
另一方面，《雕题》从《评林》中学习了宋人评价人物新颖大胆、敢于突破陈见的思考方式，不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往往从大局观照人物处境，分析人物性格与抉择，梳理其命运，力主理性客观。
对《评林》中的腐儒之论每每凌厉驳之，对吕后、韩信、刘邦、范雎、乐毅等人物更是以长篇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此外，对《史记》原文中前人未注而有疑处，《雕题》推定莫遗，难解处则主张随文作解，不滞不泥。
此外，因没有篇幅的限制，《雕题》留下了很多大段的对《史记》人物、事件的评论和思考，连同那些批判一起，展现了履轩丰富的思想，体现了其对《史记》至精至深的钻研精神。
日本《史记》学史视野下的《史记雕题》及其影响
宋《史记》传入日本后，被作为教科书供大学寮中的学生学习。由于汉学衰落、佛学兴盛，能够看到的《史记》最早的研究著作是室町时代五山僧侣的《史记》注释书，如《英方史记抄》、《幻云史记抄》和《桃园史记抄》。
这些注释书的特点是广泛收集、吸收前人成果学说，包括中国的《史记正义》、日本禅林先哲以及博士家说等，以解释《史记》原文。到了江户时代，儒学的兴盛和印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史记》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课题专门化、细分化的倾向。
明治时期，由于汉学衰退，欧化崇拜的风潮的兴起，《史记》研究较为贫乏，没有超过过去旧注、评论节录的领域。
“古钞本”影印的刊行是这一时代的《史记》主要研究特色。至于昭和时期，随着日本国运的昌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史记》研究又呈现出蓬勃的态势，研究目标多、范围广。
纵观日本《史记》的研宄史，江户时代和昭和时代显然是两个高峰。作为江户时期《史记》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史记雕题》既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充分展现了江户时代《史记》研宄的风貌。
较江户以前的《史记》研究，其研宄者由僧侣变为儒学家，研宄内容由解释《史记》原文变为对《史记》全面的考释和评论，研宄形式由借鉴前人研宄成果转为学习前人研宄方法，独立思考，大胆批判。而与江户时代的《史记》研宄著作相比，其考证之全面、评论之丰赡、思想之深厚亦是绝无仅有。
江户时期《史记》研宄著作众多，然而对后世《史记》研宄产生重要影响的不多，《史记雕题》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雕题》在问世后，因履轩的意志，始终没公开出版，怀德堂外部只能通过其子中井柚园等人的抄写才得见其文。
即使如此，《雕题》所具有的极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仍然吸引着一个又一个的《史记》研宄者传抄、传播下去。《雕题》不仅未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还被不少日本《史记》研宄大家所引用、研究、称赞。《史记雕题》在《史记会注考证》问世之前被誉为日本《史记》研究的最高峰。
《史记雕题》之于东亚《史记》学史的意义
《雕题》的价值不仅于江户时代的《史记》学史、日本的《史记》学史视域下可窥见一二，而且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比如东亚《史记》学史，该书也不乏启迪意义。
《雕题》中对《史记》原文有许多独创性的见解，包括对字词的训释、对旧注的纠谬、对文意的论断以及对人物的评价等。对这些创见的挖掘，能够拓展《史记》研宄材料与思路，弥补《史记》文本研究中的未尽善处，使其更加充分、准确。
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雕题》文本价值的了解，主要依托于《史记会注考证》，在韩兆琦译注的《史记》中，便收录了许多《史记会注考证》中所引《雕题》之注解。
这些履轩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了对《史记》更准确地解读的可能。而这仅是从《史记会注考证》中引得的一部分，《雕题》创见之价值还有赖更全面的挖掘和整理。
此外，如本文第四章所述，《史记会注考证》中存在许多对《史记雕题》的不当引用，因此，要想全面了解《雕题》注解的原貌，挖掘其文本价值，还须回到《雕题》的原本当中来。
《史记雕题》与《史记志疑》被称为和汉《史记》研宄之双璧，者在研究内容上趋同，在对《史记》的考证。
中结论多有相近处，而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则多有不同，囿于篇幅，本文未能对此进行研究，若将《雕题》与《志疑》进行文本比较，则为探宄中日文化对《史记》研究的影响提供了可鉴之资。
《雕题》注解更为全面，不仅仅为纠正《史记》或旧注之谬，还以近乎注经之严谨，对《史记》之难解字句一一进行了疏解。如此集评、纠谬为一体，履轩的研究方法做到了既深入又全面，既细致又谨严，对当代史记学研究应有所启发。
总之，履轩一生清贫而著作等身，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在繁华市井中不汲汲于名利，安居于自己筑建的精神王国，踏实冷静地，独立开展学问研究的姿态。
研究《雕题》中履轩的思想，对探宄《史记》及其研究对江户时期日本学者思想的塑造，比较中日古代学者在传统历史观、史学观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对《史记》解读的不同有着深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