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载.清入关以前，祟德四年(公元年)皇太极命译《四书》、《三国志(演义)))各一部为满文，从中学习权族文化特别是统治经验。入关后，设绪刻房，以满文译《资治通鉴》等书。康熙重视书籍在封建统洽中的重耍地位，特派词臣管理内府刻书的经厂，在武英毅设修书处，推动了一代的刻书事业。近人陶湘《殿版书目》载:顺治朝，内府刻书十六种，七十九卷。康熙一朝，刻书增至五十六种，盆千五百九十六卷。这说明修书处对图书出版的推动作用。以后清代列朝官书，都由武英殿承刻。乾隆四年（公元年)诏刻《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增刻《明史》、引《唐书》、《旧五代史》，从此才有《二十四史))之名。《殿版书目》所载，乾隆六十年间，刻书一百多种，在乾隆十二年以前所刻之书，划工、校勘、纸、墨都极讲究，有的可以比于宋、元版书，称为“殿木”。叶德辉《藏书十约》说:“武英殿刻本，当时馆臣校劫，多据宋刻善本，又处分颇严，故讹误遂少。”
清帝“钦定”“救撰”之书，由内廷发行，称为“内府本”.《啸亭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康燕四十二年，敕编《全唐诗》，由两淮盐政曹寅以Vk羡在扬州设局刊印，也称扬州诗局刻本。此后，武英殿修书处刻书都由扬州诗局承刻。器庆十九年救纂《全唐文》，即由扬州诗局刻印。近人陶湘《般版书库现存书目》著录《全唐诗》九百卷.《全唐文》一千卷，二书虽非武英殿刻，仍是“救撰”，故亦称内府本。武英殿与扬州诗局所刻各书，缮写、刊刻、印刷、纸张、装订，无不精心讲求，为清代刻书模范。
嘉庆初年，浙江巡抚阮元组织当时学者段玉裁等，广搜宋以来兽本，校勘《十三经注疏》。燕庆二十一年，在南昌官学刊行。因其据以校勘的版本最为完备，使此书成为《十三经注疏》的最好本子。但是，阮元的儿子阮福，在《雷塘食弟子记》中说:此书校刻尚未完竣，阮元就奉调离江西，去河南。继任校书之人不能细心，造成不少讹字，有监本、极古阁本不误，而今反误者，《校勘记》去取亦不尽善。故阮元不以这个刻本为善。可是，至今论《十三经注疏》，仍然以阮元校刻的南昌官学本为最善。扬州诗局校刻的书，除《全唐诗》、《全唐文》之外，还有《佩文斋书画谱》、《词谱》、《历代诗余》、《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赋汇》、《渊鉴类函》等，刻、写俱精。
曾国落血腥镇压了拜上帝会的太平天国之后，为了维护封建传统文化，同治四年(公元年)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后改称江南官书局，体制是官督绅佐，校刻经史。先后任校勘的学者，有莫友芝、张文虎、戴望、刘恭冕、冯煦、刘寿曾、李餐兰等。张文虎校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精善超过殿本。日本提川资言作《史记会注考证》，以张文虎校本为底本。金陵书局创立之后，各省给起，杭州曰浙江书局，扬州日淮南书局，湖北日崇文书局，南昌曰江西书局，长沙日湖南官书局，后改思贤书局，广州日广雅书局，，成都日存古书局。浙江书局以当地大藏书家丁丙的八千卷楼善本书室的善本为底本，有著名学者俞抛、谭献、黄以周、李慈铭等任校勘。所刻《二十二子》、《九通》、《玉海》、《续通鉴长编》等，皆号为善本。其所拥有的大量的明、清版片，经年清理，尚得十六万三千片，原保存在浙江吴兴南得镇。广雅书局有著名学者屠寄、叶昌炽、王仁俊等任校勘，刻书多而不及浙局之精雅。辛亥革命以后所编《广雅丛书》，其中有《史学丛书》九十三种，较为实用。思、资书局刻《王船山遗书》、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孙治让《周丰L正义》、《墨子间话》等，校勘认真，字体雅正，书又适用，甚为畅销。存古书局由尊经书院主持，有廖登廷(廖平)等任校勘，所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说文解字注》、《三朝北盟会编》等，版式宽大，字体方整，行格琉朗，读之醒目，很受读者欢迎。辛亥革命后，尚刻有《太炎文录续编》等。年，四川大学清点所存木刻书版，整理四十种重印发行，其巾有《辽史》、《金史》、《都江堰工小传》等。
清末，有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由金陵书局刻《史记》至《北史》十五种，淮海书局刻《隋书》，浙江书局刻《新唐书》、《旧屠书》、·《宋史》，崇文书局刻《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明史》，江苏书局刻《辽史》、《金史》、《元史》，多是翻刻汲古阁本，其余翻刻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