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有着不相上下的地位。可能是司马家特别出史官方面的人才吧，中国历史上两部最出名的历史巨著，都来自于司马家。《资治通鉴》是北宋保守党派领袖司马光，在其政治生涯最黑暗的时期所著。也得亏司马光有一段官场失意之时，另外估计要感谢的一个人是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丞相，当时他正好春风得意，但没有对司马光这个劲敌痛下杀手。也就成就了《资治通鉴》这本“皇帝教科书”。《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年），前后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但读者读完，可能心中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司马迁所撰的《史记》，详细的记录了汉高祖刘邦，汉文帝，汉武帝等汉朝的历史，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对宋朝的历史只字未提呢，这本书不是号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那这个当今为啥提都不提呢？
是不是不够时间呢？这个解释其实也不完全是荒唐，司马光写到周世宗显德六年就非常累了，《资治通鉴》全部完成耗费了他19年的精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在写完这本书两年以后，司马光就离开了人世。可能到这里你会问，不是还有两年时间吗？为什么不“春蚕到死丝方尽”呢？《资治通鉴》记录的基本上是司马光认为非常重要的事件，而如果对当代的历史进行记录，肯定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甄别。所以，写到宋朝为止，时间和精力上面对于司马光是一个小小的限制，但是，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元丰八年（即年），这一年正好是司马光撰写完《资治通鉴》的第二年，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是个小皇帝，由哲宗祖母皇太后当政。这时候，皇太后并不看重王安石。而是重新起用保守党派的司马光，也就在司马光67岁这一年，在接连上了《乞开言路札子》，《修心治国之要札子》二份奏疏后，司马光二次为相。站在了这么重要的位置上面，司马光肯定没有什么精力和心思去想着继续编著《资治通鉴》了，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
谈了前面两点，其实都还没有说到最重要的原因，在年发生一件著名的案件，时任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由于此案先由监察御史告发，最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的官署内植满了柏树，而这些柏树上又常常有乌鸦在次栖息筑巢，于是又称乌台。所以史称“乌台诗案”。在这次“乌台诗案”中，可能大家只是记得苏轼，驸马王诜等被贬，被发配边疆。其实司马光也被卷入了这场诗案中，被罚红铜二十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北宋时期，开始有文字狱了，只不过这种文字狱在明清时期进一步被发扬光大，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对“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他的眼。明嘉靖帝因为吏部尚书李默因部试出题有用汉唐讥讽当朝，大怒，下令锦衣卫镇抚司拷问，直接拷打李默，直至其死于狱中。到清朝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出现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登峰造极的“清风”诗案。宋朝时期在这方面皇帝还是较为开明的和仁慈的，赵匡胤不杀开国功臣，用了“杯酒释兵权”，宋神宗也只是对苏轼等人贬职，流放，换做是朱元璋，苏轼他们早没有命了，司马光等一众卷入“乌台诗案”的，不死也要掉几层皮。对于《资治通鉴》全书只写到宋代开国前而不涉及本朝历史，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笔者认为，这应该是《资治通鉴》通篇对宋朝只字未提的主要原因吧。
《资治通鉴》虽然对宋朝只字未提，但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基本目的就是将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这一点，在后来也确实是实现了。而关于司马光，我们真的不能只是仅仅记住他砸过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