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讨论了《资治通鉴》开篇的周纪第一句话是岁星纪年，而为什么用这个纪年呢？或许是为了凸显专业客观性（你看，这么复杂的天文历法我都懂）也或者为了适应历史发生当时的年代记录。司马光花十九年修《资治通鉴》，熊逸一天一句读《资治通鉴》
毕竟干支纪年和岁星纪年都是六十年一个周期，但是因为木星的公转并非完整的12年，于是又有所差异，所以汉朝以前两种纪年的使用造成了混乱。而一旦年代开始混杂，很多事件就不准确了。
比如说年发生了汶川地震，如果两种纪年正好在年产生交叉，就可能出现某些本来发生在年的被记录在了年。现代的科学家研究古气候或者考古学家研究古代文物遗址，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搞清楚年代。
昨天有读者留言说如果有专业的能否评价一下熊逸讲的内容。就历史而言，我肯定是不专业的，但是也不是不可以谈论自己的理解。
比如提他讲：
起著（chú）雍摄提格，尽玄黓（yì）困敦，凡三十五年。
分析纪年的事实，探索背后的原因，这种叙述方式非常符合我的胃口。而在得到app里面，他的专栏热度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虽然排名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一定有它独特的优势。有人说，熊逸讲《新华字典》他都要听。
这在于熊逸之前的积累，他讲过唐诗宋词、莎士比亚、佛学，被誉为现代的“思想隐士”，积累了很多的读者、听众。豆瓣上他的著作也是非常丰富，从春秋大义到佛学道家学说，可以说涉略非常广泛。而一个人如果涉略太广的话，他的思维宽度一定超过很多人，但是深度不一定。
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呢？这是司马光耗费了19年时间梳理的另类“史记”。他完成这部书籍两年之后逝世。梁启超非常推崇这本书是因为他认为这本书是写给帝王读的，目标非常明确。熊逸对这本书的评价也颇高，或许认为正好可以展露自己半生所学。
百家讲坛的姜鹏讲《资治通鉴》，说司马光写刘备的“少语言、有大志、喜怒不形于色”，这个特点是来自于《三国志》，但是他抽取了想要的这种长处，而删掉了刘备的瑕疵“不喜欢读书、喜欢声色犬马”。
这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态度，所有的选材要为自己的书籍目的服务。
而我比较认同熊逸讲的也是他对于《资治通鉴》的评价——分寸和对象，不仅仅是一般史书，而是标榜自己价值体系的书，包括政治和哲学的诉求——稳定。理解了他在这个诉求，就能够理解为何他会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
因为变法不管初衷如何，他必然触碰到权威阶层的一些利益，引起朝廷和社会的动荡，而司马光无法忍受这种动荡。所以他写书的态度也很明确，里面有“臣光曰”。
小时候学过的课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要突出他的聪明，而少年聪明除了砸缸这件事，还有《宋史》记录的说他从小熟读《左传》。
《左传》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凡，比如不知左传的话，很难读懂《论语》；哪怕你听别人给你讲白话。孔子有句名言“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经常被误用，完整的应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而且里面的女子和小人有特定的场景。如果读过《左传》就不难理解《论语》里面总说“君子”如何。
总体而言，我个人还是蛮推崇熊逸所讲。熊逸又是在什么样的立场呢？他知识渊博、学富五车是肯定的，他也更崇尚古典的一套。但是前面提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过，现代人嘛，更要学会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犹如“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熊逸也不如不听他的”。
古代的典籍里面也会有夸大、错漏之处，而考证非常麻烦，比如去读吕思勉的《中国大历史》，古文献的相互印证颇多。读完一本书，大概需要几十本乃至上百本的书籍和学术研究作为支撑。
这样的工程量，你觉得一个人有多大的精力去完成方方面面？那么可能被舍弃的就是很多细节支撑。这一点，熊逸自己也知道，“学术和大众永远是一对天敌”。大众喜欢听确认的事实，而很多公案至今是不能确认的。
即便我这里写的，也可以随意接受质疑。为什么呢？你看我读苏轼吧，关于佛印和苏轼的故事里，苏轼被碾压得厉害，我就不喜欢佛印。至于故事真实与否，倒不是那么重要了。而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世人大抵如此。
没有证据证明真伪，那我就只选择我认为的“真相”——如果故事是真的，我觉得苏轼“老顽童”，不会觉得他刻薄小气；如果不是真的，那他还是那个写下“大江东去”和“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豪迈而温情的词人。
我是相当注重逻辑的理性派，但是理性有时候不能只凭一张嘴。就如我就不读王阳明的，因为我觉得那不能完全靠自己的理性去拆解，否则就变了味道，成了曲解。
柏拉图勤勤恳恳教了亚里士多德二十多年，后来亚里斯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心理学派的荣格和阿德勒跟着弗洛伊德学精神分析学，后来分别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与老师弗洛伊德的学说决裂。
综上呢，熊逸所讲的我还是会听，但是我所听的不只是熊逸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