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琢磨事不琢磨人：名将周亚夫何以饿死牢中？
碧翰烽/文
王立群读史记时曾经讲到五类人：
第一类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为的是事业；第二类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为的是当官；第三类人：只琢磨钱，为的是发财；第四类人：既琢磨事，又琢磨人，这就能办成一些大事；第五类人：既琢磨事，又琢磨人，还琢磨钱，那就更不得了。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首功者周亚夫，就是被视为第一类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周亚夫做河内郡守时，当时有个老妇人许负，以善于看面相著名。有次，周亚夫请她到自己的官府中，为自己看相。许负对他说：“您的命相比较尊贵，三年之后可以封侯，再过八年，就可以做丞相了，地位显贵了。但您再过九年，就会因饥饿而死的。”
对于这个看相，当时的周亚夫不以为然。然而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周亚夫居功至伟，拜将入相，位极人臣，最终却真的被汉景帝迫害下狱，活活饿死在牢中。
后世有人认为周亚夫虽然军事上才华横溢，战功显赫，却是政治上的小学生，“不体权变，而动有违忤”，在皇帝面前过于跋扈，以致于跟皇帝关系搞僵，实乃咎由自取。
然而，曾国藩却认为周亚夫是后世直臣的典范。“周亚夫刚正之气，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观其细柳劳军，天子改容，已凛然不可犯。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候工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刚气而持正论，无所瞻顾，无所屈挠。”
明代思想家李贽就同情周亚夫，说其如此大功，就是十代人犯罪也不能如此。“景帝非人主矣。”
周亚夫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驻军细柳，严于治军。周亚夫能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汉文帝称其为“真将军”，临死前嘱咐太子，如有危急时刻，可用周亚夫。
胡曾有诗云：文帝銮舆劳北征，条侯此地整严兵，辕门不峻将军令，今日争知细柳营。
细柳营成为治军严谨的象征，也成为大汉气象的一个符号。
二是临危受命，平定叛乱。这就是三个月时间平定的“吴楚七国之乱”。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居功至伟的功臣，结局却是如此悲剧。丁万明教授曾经分析了三个原因：一是平叛结怨梁孝王，梁国在平叛当中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是平叛战略也是与汉景帝共同定下的，何况这也是从国家大局角度出发的；
二是为相得罪汉景帝，主要有三件事，一者“力保废太子”，二者“阻止外戚封侯”，三者“反对分封匈奴降将为侯”。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这三件事，周亚夫是出以公心，有些事情也并没有做错。
只可惜汉景帝并没有其父亲文帝的大度宽仁，反而表现出更多的刻薄寡恩、小肚鸡肠、工于权术等，比如杀晁错就是非常不智之举，还有冷落窦婴。包括后来赐宴周亚夫，只给肉不给筷子，君臣之间要玩这种打哑谜的权术，难道真能识别忠臣吗？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说，恰恰是周亚夫的忠诚耿直，才是真正的忠臣。而那些工于心计、揣摩心机、热衷钻营的人，才真是不忠不孝。
三是守节不逊，终以穷困。这主要讲到了周亚夫个人的性格命运，就是说其自满，不好学，讲原则而不会妥协，这的确是其性格方面的缺陷，如果会变通可能也不至此。殊不知，汉文帝可以很欣赏你的“原则”“耿直”，但景帝就不一定了。
司马迁：“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像第一类人那样，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否则，社会、文明都难以进步。这类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老实人”。
可惜在我们的一些文化里，“老实”往往成为一种缺点，觉得这样的人不通人情世故，不会经营人际关系。比如，在一些人事评价、考察方面，往往不是从客观方面去评判，而是过于考虑从他人的眼里去评判。
比较典型的就是天才贾谊，满腹才华，为汉初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建章立制方面。但是在大多数大臣那里，他却成了资历浅、擅抓权、折腾等等方面的一个人。苏轼称其“孤高不群”。
其实，这也正是天才之特征。一般的俗人连识别都难，又何谈认同？
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兴旺发展，关键在人。首先，一个优秀的领导，必然有一个优秀的团队。一个常说下属无能的领导，其实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其次，一个优秀的领导，必须要有容人气度与自信精神。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也难，因为要能容人、要有自信，其实是对自身能力与本事的检验。自身不足，自身不优秀，何能如此。刘邦能以平民身份夺天下，绝不只是一个流氓而已，其对人才的识别、使用与培养，不仅给自己，甚至到了文帝时代，还有人才可用。比如陈平，当初起用就有不同意见，但刘邦就认为其是人才。
最后，人终究是有缺陷的，人才也是如此，不可能既要有做事方面的天才，同时又要求有琢磨人的高情商。如此要求，也实在过于苛刻。像这样的人才，实在是不多的。而且一个人如此复杂，有时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却可能是一种无谓的消耗与内卷。如果能够让那些真正的人才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干事创业，岂不是件好事、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