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物，或许有朋友会想到体型巨大，威严庄重的“后母戊鼎”，它也是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不仅是商周两代，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鼎”依然是诸侯们显示地位的尊贵器皿。不过这里说一句，“鼎”的尊崇地位在先秦时代仅限于中原地区，其他广袤区域还有另一种彰显身份的器物，即“铜鼓”，考古文物圈内称“北鼎南鼓”。说到这有朋友一看是“鼓”，或许会把它联想成载歌载舞的乐器，但专家却说，最初的“铜鼓”是烧水做饭的炊具；当然说它是一种乐器也对，之所以做饭用的“炊具”会发展成乐器，竟然与上古“恶魔”有关。
说这话还要回到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万家坝古墓群出土五件铜鼓，鼓身简单纹布，经专家鉴定，万家坝铜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古老铜鼓，因此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虽说万家坝型铜鼓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但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年在广西林县普驮粮站出土的“翔鹭纹铜鼓”。说它最能代表“南鼓”，主要原因还是它的精美华丽，其通高52厘米，面径77.5厘米，足径90厘米；鼓面中心太阳纹十六芒，芒间饰斜线三角纹，十三晕，晕饰勾连点纹带、勾连云纹、锯齿纹和勾连圆圈纹等诸多繁杂纹饰。
鼓胸饰有羽人划船纹六组，船形两头高翘，每船各有羽人九或十一人，多带长羽冠，船间又饰鸬鹚和鱼纹；鼓腰分为十二组，每组又分上、下两层，上层饰鹿纹，下层饰羽人纹，羽人多戴长羽冠，着羽吊巾，翩翩起舞。上述这些还仅是专家对“翔鹭纹铜鼓”介绍的一小部分，且不说其历史意义，仅纹饰的复杂程度也能想象得出它在千年前的尊崇地位了；当时的考古研究报告中还有这么一句“鼓身似釜，大部分表面有烟痕”，这点也证明它最初时的炊具作用，这点与中原青铜鼎颇有相似之处。据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鼎不仅是权力象征，也是烹煮食物的用具；铜鼓亦是如此，关于它是“炊具”的证明，在今天尚存的彝族《铜鼓王》中有多处记载。
需要说明一点，这里的《铜鼓王》指的是彝族一位上古英雄，与中原史记有所不同，它是以类似歌谣的形式流传的；其实这点并不奇怪，追溯三千年之前，流传至今的多是中原文化，诸如夏商周等，而类似西南、东南和长江以南的广袤区域仍显的人迹罕至，因此又称为“蛮夷之地”，这里也是先秦时代少数民居聚集的地方。公正的说，当时中原文化算是较为先进的，不仅出现了系统的礼制和文字，也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但由于当时交通阻塞，各地域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因此诸如文字、青铜铸造技艺等稍显落后，这部史诗级《铜鼓王》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得以流传。
至今流传的《铜鼓王》有这么几段唱词，诸如“用来煮饭吃，米饭香喷喷，烧火不费柴，只用一小捆。铜锅煮饭吃，是个大事情。历史添新章，到处都传闻”；这段歌词明显说明了铜鼓最初是用以生火做饭的“炊具”，也较为符合铜鼓王这位上古英雄的存在年代。当然还有“铜鼓当铜锅，传了几代人。煮饭很方便，敲起又好听”等等歌词，这些歌词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即先有“铜锅”，后有“铜鼓”的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依据史料记载，专家认为青铜器的铸造技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传至西南地区，以人类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来看，即便是最初的“铜锅”也应该是西南地区，类似于族长这样的贵族才有资格使用。
不过根据少数民族同胞世代传颂的说法，“铜锅”或是“铜鼓”却是另一位上古英雄，在“怪兽恶魔”的帮助下完成的；传说上古年间云南壮族有位少年叫做“勤王”，天生神力却嗜好杯中之物，因此附近居民都不喜欢他，还给他的名字后面加了两个字，即勤王酒鬼。就这样，勤王几无友伴，每天独自一人上山劳作，终日与林中猛兽为伍；这天恰逢十五月圆之夜，勤王在山中醉倒在地，按往常应该身边有山中猛兽护卫，但十五这天晚上却没有，而且月红如血。忽然山中百鸟飞奔，嘈杂之声也惊醒了勤王，同时隐秘处窜出无数双蓝幽幽的眼睛。
以今天的理解，这些“眼睛”应是山狼、野狗之类。数千年前的偏僻山野，人类比山林猛兽的数量少得多，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本就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又加速度极快的野兽成群结队，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上古年间的少数民族称之为“恶鬼妖魔”，或者“猛兽恶魔”。此时的勤王反应也算迅速，马上抓起身边的柴刀与“恶魔”厮杀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柴刀也被打断；此时的勤王只能一边抓起身边的石块、树枝等物抵抗，一边往山下村寨跑，临行时还不忘抓起自己的酒葫芦。
就这样，勤王用以抵抗的东西越来越少，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又有一只“恶魔”纵身将他腰间的葫芦咬碎了一半；就在勤王无力回天时，“恶魔”们却不敢再追了，原来是腰间的葫芦流出液体，还伴随着“咕噜”声。虽然声音不大，但“恶魔”似乎对这种声音很害怕，连连后退；此时的勤王筋疲力尽，无力再跑，急中生智连拍葫芦底部，“恶魔”吓得扭身就跑。不知多久，侥幸脱险的勤王回到村寨中对其他人说起这事，众人自然不信，还跟着勤王到山中实地查看；结果发现山中果然有斑斑血迹，还有一两具“恶魔”残躯，众人这才相信并奉勤王为“战神”，当然也学会了敲击物品以惊走野兽。
随着青铜器的出现，后世就有了“铜鼓”纪念勤王，滇人将其发展为形制稳定、图饰丰富的青铜器；后又传入百越、黔、湘西、川南等地，就此成为“击鼓山林，群蛮毕集”的权威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