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学亦信守史学家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他在历史的发展中叙述史籍源流，从而清晰分明地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史料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文便是典型代表。《史官建置》论述我国古代迄唐初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为什么要探讨史官沿革呢？因为我国自古以来书事记言，掌于史官，史籍藏于史官，史学寄于史籍，因而要研究古代史学，必究古代史籍、史料，欲究古代史籍、史料，必自史官始。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
《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本篇所论，不越“六家”之外。他从上古三坟五典述起，历述《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一直说到《隋书》和唐修的《唐书》。篇末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说明该篇论述的范围是“自古史臣撰录”的“梗概”，只是偏记、小说，“不暇具论”。按照知幾的意见，“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论其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史通·杂述》）一分为二，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对偏记、小说之类的史料是不应弃而不择的。不过，在《史通》中，知幾只是就偏记、小说等十类杂史，分述源流，略论其利弊得失，不曾系统叙述杂史的发展过程。
《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动态的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例，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幾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
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幾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他把古今正史区分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六家演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此外，还有杂史十品。他说：“史氏流别，残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
《史通·六家》中的《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而《隋志》均著录于经部，这是刘知幾的一大发明，遂开后世“六经皆史”的先河。再者，《史通》杂史十目中“琐言”，原著录于《隋志》子部小说类。上述可见，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也有较《隋志》更为丰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