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学亦信守史学家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他在历史的发展中叙述史籍源流,从而清晰分明地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史料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文便是典型代表。《史官建置》论述我国古代迄唐初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为什么要探讨史官沿革呢?因为我国自古以来书事记言,掌于史官,史籍藏于史官,史学寄于史籍,因而要研究古代史学,必究古代史籍、史料,欲究古代史籍、史料,必自史官始。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
《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本篇所论,不越“六家”之外。他从上古三坟五典述起,历述《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一直说到《隋书》和唐修的《唐书》。篇末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说明该篇论述的范围是“自古史臣撰录”的“梗概”,只是偏记、小说,“不暇具论”。按照知幾的意见,“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论其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史通·杂述》)一分为二,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对偏记、小说之类的史料是不应弃而不择的。不过,在《史通》中,知幾只是就偏记、小说等十类杂史,分述源流,略论其利弊得失,不曾系统叙述杂史的发展过程。
《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动态的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例,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幾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
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幾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他把古今正史区分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六家演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此外,还有杂史十品。他说:“史氏流别,残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
《史通·六家》中的《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而《隋志》均著录于经部,这是刘知幾的一大发明,遂开后世“六经皆史”的先河。再者,《史通》杂史十目中“琐言”,原著录于《隋志》子部小说类。上述可见,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也有较《隋志》更为丰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