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发达，卷帙浩繁，二十四史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二十四史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帝王家事，又有王朝大事，还有权利的斗争，更有制度的变革，如果用故事的视角看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就是一整套中国历史故事书，如果用思想的视角看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则是一套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从《史记》到《汉书》，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综合先秦、秦朝和汉朝的史料，用十二本纪、十表、八志、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形式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到汉武帝年间的历史事件，其文字之优美，体例之新颖，无出其右者，故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主要生活在汉武帝年间，此时的西汉正处于一次空前的思想大变革时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受时代精神的熏陶，对儒家的推崇在《史记》中随处可见，他为孔子作传的篇目是《孔子世家》，把孔子的地位等同于诸侯，其他如《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都是专门记载儒家学者及其思想的篇目。
孔子另一方面，司马迁也受到了父亲司马谈的影响。司马谈生活的年代跨越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文、景时期，汉朝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自然而然地，司马谈前半生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对黄老思想的推崇胜过后起之秀的儒家思想。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时，对儒家的评价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司马谈评价道德家时，则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以看出，司马谈对“道家”的评价远高于“儒家”。
司马迁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儒家思想，他对道家思想一样持支持态度。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开篇明义地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主张经济应该自由发展，认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是下下策（这与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等统制经济的政策正好相反），其思想主旨正好附和父亲对道家的评价。
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不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他为刘邦的对手项羽立传，篇目名曰《项羽本纪》，把项羽作为一个帝王看待，上承《秦始皇本纪》，下接《高祖本纪》，在事实上承认了西楚是秦朝和汉朝之间的一个朝代，而不是像西汉许多学者那样抹杀了项羽西楚政权的存在。
司马迁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立传，篇目名曰《陈涉世家》，把平民出身的陈胜也当做一个帝王看待，给出了“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的公正评价。
在其他篇目中，司马迁不遵循儒家的正统思想，比比皆是，兹不多述。总之，司马迁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并没有独尊儒家。
《汉书》是一部记录西汉历史（还包含王莽的新朝）的断代史，其体例大体继承了《史记》，全书由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
《汉书》成书于东汉初年，由班彪、班固、班昭两代三人合力完成，但其主体部分由班固撰写。班固生活的时代与司马迁有着天差地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地位迅速上升，期间又经历从“霸王道杂之”到“纯任德教”的转变，儒家思想于是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庶民信奉的学说。范晔称赞班彪是“通儒上才”，班固受父亲的教诲，“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也算是深得父亲“通儒”的博学之才。
在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正统学说的大背景下，班固创作《汉书》无疑会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由于《汉书》和《史记》记录的内容有重叠，对同一个人物的评价便会发生变化。以项羽和陈胜为例，班固把他们降级为普通的人物，不但不为他们单独作传，还把他们合并在一起，定篇目名为《陈胜项籍传》，须知，在古代直呼别人的名字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班固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否认了项羽的正统地位，抹杀了西楚政权的存在。
对于有帝王之实的王莽，班固为之立传时的篇目名曰《王莽传》，并在文末评论说王莽“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这不仅否认了王莽的正统地位，还抹杀了新朝的存在，和对项羽的定位如出一辙。
此外，《史记》中被班固降级的不仅仅只有项羽和陈胜，还有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也有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梁王刘武以及汉景帝诸子、汉武帝诸子等西汉宗室，班固把他们统统纳入了传，使其不再具有诸侯的资格，而只有臣子的身份。班固这样处理，无疑对凸显皇帝天下独尊的地位大有益处。
班固在《货殖传》中，班固也贬低了商人们对国家经济做出的贡献，认为他们不仅“越法”，还“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僣之恶”，又“伤化败俗”，是“大乱之道”。
班固的文字体现了“正名”和“轻商”的思想，与司马迁的思想可谓是大相径庭。
自《汉书》以后，儒家学者修史成为传统，他们继承了班固修史的思路，并取消了商人、刺客等社会众多阶层在史书中有专门记载的资格，使正史沦为了历朝帝王的家族和家臣传记。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新五代史》，中国最后一部私修正史
唐太宗以前，修史多是个人的行为，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范晔著《后汉书》，陈寿著《三国志》，沈约著《宋书》，萧子显著《南齐书》，魏收著《魏书》等皆是如此。而唐太宗以后，国家大开史局，增置大批修史人员，任命朝中官员监修国史，领其职事，修史于是变成了国家的行为，房玄龄的《晋书》，魏征的《隋书》，刘昫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脱脱的《宋史》、《辽史》和《金史》，宋濂的《元史》，张廷玉的《明史》等皆是如此。
对已经灭亡的朝代来说，史书只具有记录过去的功能，而对于现存的朝代来说，史书则具有借鉴未来的功能。不仅于此，史书在政治上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修史，现存朝代和在位皇帝的合法性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唐太宗通过修《隋史》展现了隋炀帝的暴政，证实了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唐朝取代隋朝并不是篡位，而是顺应民心之举。
与此同时，唐太宗通过修《唐高祖实录》证实了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唐高祖起兵是受唐太宗胁迫的，也就是说，晋阳起兵实际上是唐太宗的功劳；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嫉贤妒能，三番五次谋害唐太宗，唐太宗也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言而总之，正史中的唐太宗虽然英明神武，但是没有政治野心，他当皇帝都是被逼的。
唐太宗然而当我们翻开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时，就会发现唐太宗只是晋阳起兵的辅助者，主导者正是唐高祖，当唐高祖提出起兵的想法时，年轻的李世民惊慌失措，居然哭着说道：“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或许，这才是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世民才应该具有的表现。李世民并不是天生英明神武的，起兵造反时他也怕失败，在战场上也失败过（第一次浅水原之战），随着战功和威望的增加，他也有野心，当然，这样的形象是不利于唐太宗统治天下的，他修改实录，正是为了抹去自己早年怯弱、能力不足的形象，而向世人展现自己英明神武、举贤任能的一面。
此后的末代皇帝给我们留下了或残暴，或无能的形象，而开国皇帝能给我们留下了英明神武的形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修史，国家通过修史掌握了舆论控制权，使历史为政治服务。于是，正史失去了许多真实性，此实为中国历史的一大憾事，好在私人修史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这就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之处。
唐朝以后的私修史书中，只有李延寿所著的《南史》和《北史》、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被纳入了正史体系。《南史》记录了南朝宋、齐、梁、陈的历史，《北史》记录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的历史，《新五代史》记录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和前蜀、后蜀、南汉、吴国、南唐、吴越、楚国、闽国、南平、北汉十国的历史。
《南史》、《北史》、《新五代史》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个乱世有序地重新整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被纳入正史也是理所应当。不过，《南史》和《北史》承认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这从侧面说明了唐朝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把辽朝当做夷狄看待，把辽朝在《旧五代史》中“外国”的地位降级为“夷”，将辽朝早期的历史放进《四夷附录》中，这从侧面说明了宋朝儒家思想的封闭性，凸显了在唐朝时期十分淡薄的“华夷之辩”观念。
欧阳修生活在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的时代，澶渊之盟约定宋朝和辽朝是兄弟之国，两国地位本应平等，欧阳修在著《新五代史》时却刻意贬低辽朝地位，正体现了宋朝的外患加剧，而宋朝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思想。
宋朝灭亡后，元朝的脱脱监修史书，他摒弃“华夷之辩”的观念，就像李延寿著《南史》和《北史》那样，把宋朝和辽朝、金朝平等地视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辽史》《金史》和《宋史》于是同时问世。在脱脱的眼里，宋朝和辽朝、金朝也许就是中国第二个南北朝时代吧？
《新唐书》，“奸臣”、“叛臣”、“逆臣”的诞生
欧阳修不仅独自完成了《新五代史》，还参与编纂了《新唐书》，《新唐书》的体例既有延续，也有创新，其创新的地方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
欧阳修宋朝作为一个继五代而兴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抬高文人，抑制武人，并以文制武，防止武将篡位的事情再次发生。而对文人，宋朝大兴科举制度，这促进了儒家的复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忠君报国的观念深入了每一个士大夫的心中，后世著名的程朱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新唐书》受时代思想的影响，在给大臣分类时，除了延用“宦者”、“酷吏”等反面体例外，又增加了“奸臣”、“叛臣”、“逆臣”三种新的反面体例。被《新唐书》列入“奸臣”的众多大臣中，以许敬宗为首，其中最著名的奸臣当属李林甫了。“叛臣”以仆固怀恩为首，“逆臣”以安禄山为首。
《新唐书》对大臣的这种细分最早起源于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概念，所谓“宦者”、“酷吏”、“奸臣”、“叛臣”、“逆臣”等概念实际上都属于“小人”的范畴。增加“小人”的种类，无疑对皇帝防范大臣弄权误国有警示作用，对大臣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具有指导作用。然而，人性都是复杂的，在权利斗争中，谁能一直光明正大呢？谁又能一生做到奉公守法呢？很多时候，皇帝需要的大臣是才能出众，能屈从于自己，为自己分担政务的政策执行者，这种人如果品行不佳，往往容易被扣上“奸臣”的帽子。反观那些性格倔强、不愿屈从皇帝的“忠臣”，他们非常容易与皇帝产生冲突，遭到皇帝的猜忌，当然，皇帝一般是不会出面责罚“忠臣”的，“奸臣”此时是他们最顺手的工具。故而，从某种意义上，“奸臣”是皇帝集权的工具，“忠臣”反而是一种障碍。
自《新唐书》添加“奸臣”、“叛臣”和“逆臣”后，以后的正史皆予以采用。《明史》为攀附魏忠贤的大臣们专门立传，篇目名曰《阉党传》，又为正史添加了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体例。
总结
从《史记》开始，中国的正史体系一步步得到完善，其体例也逐渐庞大起来，及至《明史》，共卷，包含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和列传卷，志中又包含天文、五行、历法、地理、职官、食货等各项社会制度，列传中又包含历代朝臣和循吏、儒林、忠义、孝义、外戚、列女、宦官、阉党、流贼、土司、外国、西域等中外人物和国家，其中最特别的是《衍圣公世家》，《衍圣公世家》是专门记录先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亚圣孟子等儒家先贤后代的篇目，孔子的后代世袭衍圣公的封号，这就使孔子后代的地位等同于诸侯。
儒家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小众学说发展到一个举国信奉的学说，孔子也从平民的身份步步高升，他在汉朝是“褒成宣尼公”，在北魏是“文圣尼父”，在北周是“邹国公”，在隋朝是“先师尼父”，在唐朝是“文宣王”，在宋朝是“至圣文宣王”，在元朝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在明朝是“至圣先师”，孔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人物。如果说《史记·孔子世家》是孔子在司马迁心中地位的体现，那么《明史·衍圣公世家》就是孔子在皇帝心中地位的体现，至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