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佛教在民众间的传播日益广泛，在日本出现了以道德训诫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作品。其代表是《今昔物语》和《十训抄》。最早的战记物语，是《保元物语》和《平治物语》，以描绘政治、军事动乱为题材。
《今昔物语》和《十训抄》
《今昔物语》大约成书于12世纪即平安时代末期，有人推测其作者是源隆国。《今昔物语》共收录余个故事。因为每个故事都是以“今昔······”（中文的意思是，距离现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字开头，故称《今昔物语》。《今昔物语》深受中国“变文”文学的影响，大都是佛教源流、佛教经典与思想的通俗解说与故事。全书分“天竺”、“震旦”（即中国）和“本朝”（即日本）3大部分，共31卷。例如“天竺”部分5卷，主要讲的是从释迦诞生、出家、成道以至佛涅槃和佛灭后众弟子传法的故事。
“震旦”部分15卷，则讲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及法华经、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如何灵验和善恶因果报应的故事。因果报应说无疑是佛教思想，它认为人若作恶业则会得恶果，并引起不断流转即生死轮回，但是，人若作善业就会得善报，长期修持则能远离和超脱生死流转以至归于涅槃。不过，在《今昔物语》的许多善恶应报故事中，判断善恶的标准却是儒家的。例如“震旦”部分的第9卷，主要收录的是孝子谭。其中有郭巨欲活埋儿子以省下粮食奉养老母，却挖得黄金致富的故事；有孟宗在严冬为老母四处寻笋而不获，终得天哀在院中寻到冬笋三支的故事；还有杨威在山中遭猛虎袭击，哀求猛虎，若自己死去则老母也会饿死，终得虎怜脱离虎口的故事······
这些孝子谭，大多来源于中国刘向的孝子传。它们以“孝”为善，显然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判断的。《今昔物语》的神怪故事，以叙述故事情节为主，末尾附加上几句带有道德训诫意味的话，还具有相当的文学性。成书于镰仓时代初期的《十训抄》，则以道德教训为经，在每条道德教训后，附上若干带有例证性质的故事，具有更明显的道德训诚性质。其序文便明确地说：“善则劝之，恶则诫之。”
全书共罗列以下10条道德教训，故称《十训抄》：应施恩惠；应离傲慢；不可侮人伦；应诫多言；应选朋友；应思忠信廉直；应专思虑；应于诸事忍耐；应诫奢望；应提高才艺。这些道德训教，有的显然具有儒家色彩。《十训抄》的体例是，在每条道德训诫后，先进行一番议论，然后列举故事。而议论的内容大多援引中国典籍。如第1条“应施恩惠”主要讲应明赏罚但不计小过，应识贤才而不准佞人在朝。
在它的开头部分的议论中说：“欲为人君者不可嫌拙者。文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海水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又喻明王任人，如造车之工取材，有用其曲，用其短者。又曰，人嫌食物则其身必瘦。”其中的“泰山不让土壤······”引自《史记·李斯传》，“明王任人······”源自《帝范·审官》或《资治通鉴·周纪》，“人嫌食物······”则源自《孝经·谏诤》的孔安国注。而作为这段议论主题的不计小过而举贤才的思想，显然来自《论语·子路》的“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今昔物语》和《十训抄》在平安时代末期和镰仓时代初期，都曾流行一时。而它们所表现的思想不过是佛教教义与儒家道德观念的结合。它们的流行及其思想倾向，与当时逐渐兴起的神儒佛三教一致思潮不无关连。
《平家物语》和《太平记》
平安时代末期和镰仓时代初期，是贵族阶级没落、武士阶级兴起、政治风云变幻、战乱不绝的动荡时代。随之，以描绘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动乱为题材的战记物语应运而生了。《平家物语》这首卷头偈语开宗明义便道出了作者诸行无常、盛极必衰的人生认识。主人公平清盛位极人臣，其一门也荣华富贵，但终因恣意妄为，遭致各种社会势力的反对，以至覆灭。作品所描绘的平氏一族的命运似乎正是诸行无常、盛极必衰的人生认识的最佳证明。
然而，作品毕竟要描绘主人公及其相关人物的现世生活，也要对他们的现世生活与行为进行价值判断。作品中的理想人物的形象，便能最明确地表现这一价值判断的趋向。作品以许多笔墨予以激赏的人物之一是平清盛的长子内大臣平重盛。在作者的笔下，平重盛是一个颇具儒家风范的人物。在《平家物语》第2卷中写道，当后白河法皇与大纳言成亲等人策划反对平清盛的计划泄露后，平清盛逮捕了成亲并欲将其处死。这时，平重盛以《尚书》中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劝导其父宽恕成亲，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认为宽恕成亲对平家也有益处。
以后，平清盛又要派兵捉拿后白河法皇，平重盛以命谏诤，说：“常言世有四恩，即天地之恩，国王之恩，父母之恩，众生之恩。其中尤以朝恩为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那颍川洗耳、首阳采薇的贤人们尚知礼义，不违敕命。”在“事君”与“事父”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即对后白河法皇的“忠”与对其父平清盛的“孝”发生矛盾时，平重盛面临着痛苦的两难选择。他说：“可悲的是，我要为君王尽忠，便须立即忘却比须弥山还高的父恩；可痛的是，我要摆脱不孝的罪责，便须成为君王陛下的逆臣。”
他最后做出的选择是：“我进退维谷，是非莫辨，最所企盼的是砍下我重盛的头，那就既不能去守护法皇的住所，也不能跟随父亲前去了。”《平家物语》的作者不仅以儒家的“忠”、“孝”伦理观为标准肯定平重盛等理想人物，还以同一标准去否定一些人物。在《平家物语》中，无论属于源家还是属于平家，凡表现忠勇的，一概予以褒赏；凡见利忘义、临难苟免的，一概予以贬斥。如平清盛的另一个儿子、最后一任内大臣平宗盛，不仅在战败之际未能毅然赴死，在沦为囚徒后又有向源氏乞怜之意，作者便讥讽他犹如“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
《平家物语》是以生动地描绘历史性的悲剧冲突来表明其人生认识与道德判断的，因而它所包含的道德评价并未明显地损伤它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感染力。有的日本学者盛赞它是“一部描绘时代本质的伟大民族画卷”。然而，以描绘14世纪南北朝内乱为主要内容的巨著《太平记》，却由于热衷空谈道德信条而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太平记》对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武士，有其明确的褒贬标准。它认为忠诚是为臣之道，至于“勇”则有“血气之勇”与“仁义之勇”的区别。所谓的“血气之勇者”，“临战时，张臂勇进，破强摧坚，如鬼神之速。然受敌利诱或己方屡挫时，或为降人而忘恩惠。”“仁义之勇者”则不同，“未必杀敌争先，高声多言，振臂扬势，然一旦许诺则不存二心，临大节而不夺志，为所倾而轻命。”这种评价实际来自《论语·宪问》的“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太平记》作为“仁义之勇者”的典型的，是楠木正成。《太平记》卷16在描写他临终的情况时说，“兼智仁勇三德，死守其道，自古迄今，未有若正成者。”
《太平记》夹叙夹议，占用许多篇幅引用中国典籍，或评价人物，或进行道德说教。引用较多的有《论语》、《孟子》、《周易》、《诗经》、《礼记》、《孝经》、《孔子家语》、《贞观政要》、《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其中尤以引用《论语》、《孟子》为最多。仅以卷1为例，除前述的盛赞后醍醐天皇的内容之外，又记载他与公卿等举办“无礼讲”的事。在谈及公卿日野俊基时则引用《论语》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以评论俊基的命运。
结语
在这些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书中，虽也包括一些描绘生动、具有文学价值的世俗故事，并成为以后文学创作的素材，但是，居多数的还是以说教为主。这不能不影响它们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们与此前的《源氏物语》和此后的《平家物语》相比较，都是略逊光彩的。与《平家物语》相比较，《太平记》显得疏于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而丰于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颇具政评或史论的色彩。形成这种状况，恐怕与《太平记》的作者们过分重视作品的“垂法”与“取诫”目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