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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文章中，我们已经对《汉书·高帝纪赞》所讲述的刘邦家史进行了初步的考证，证明刘邦的祖父一辈不可能在“秦灭魏”的时候从魏都大梁迁徙到楚国丰邑。班固说刘邦的祖父可能是“丰公”。“丰公”该是什么人？他又可不可能是刘邦的先人呢？
不但刘向关于刘邦家史的叙述纰漏百出，班固自己的叙述也不可靠。班固说：
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汉书·高帝纪赞》
班固的话里既然有一“盖”字，可知是根据刘向《高祖颂》“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云云做出的推论，而非如李祖德先生所说“班固则指明迁到丰地的刘邦先祖是丰公，是刘邦的祖父”。
从班固行文的语气看，他似乎对丰公的实有其人很有把握——虽然在班固同时或者更早的历史文献中，我们也遍寻不到关于“丰公”其他记载——但是对丰公和刘邦是不是祖孙关系，则稍有保留。
我个人对丰公和刘邦的祖孙关系的质疑比之班固还要更多一点。刘邦的这位传说中的祖父“丰公”应该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项羽本纪》：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集解》引苏林曰：官号也。或曰：萧令也。时令皆称公。
《史记会注考证》引钱大昕曰：
春秋之际，楚县令皆称公。楚汉之际，官名多沿楚制，故汉王起沛称沛公，楚有萧公、薛公、郯公、留公、柘公，汉有縢公、戚公，皆县令之称。
“公”在古文中既可以用作对老者的尊称，也可以用作对有爵位、有官职者的尊称。如刘邦的父亲称“太公”，便是尊其为老。但是地名后面缀以“公”字，往往意味着所称之人是这个地方的封君或长官。项羽称“鲁公”，是因为他曾被封于鲁；刘邦称“沛公”是因为沛县起义后大家公推他为沛县之长。
“丰公”如果和刘邦的祖父并世，当在秦灭六国以前。那个时候，丰邑还是楚地。按照清儒钱大昕的说法，“丰公”应该就是楚国丰县的县令。刘邦的祖父要真是丰县县令的话，以下两个问题就不好解释了：
其一，刘邦的祖父既是魏人，为什么迁来楚地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楚县县令？
其二，如果刘邦的祖父做过县令，那意味着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至少还是个官宦子弟，为什么刘太公和儿子刘季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项羽的祖父项燕也在楚国任官，项梁、项羽的名字不都有型有款的吗？
如果丰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我很疑心他是刘向、班固费尽心机给刘邦“攀上”的祖宗。因为给名人“找祖宗”本是汉儒惯用的伎俩。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郭有道碑文并序》：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蔡邕《郭有道碑文并序》
《后汉书·郭泰传》：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后汉书·郭泰传》
郭泰是东汉末年的清流名士。对比蔡邕的《郭泰碑》和范晔的《郭泰传》，很明显两者的叙述出入很大。年代更晚的范晔写这篇《郭泰传》甚至有刻意跟前辈蔡邕打笔墨官司的意味，而玄机就在那句“家世贫贱”上。郭泰出生在东汉末年的太原。这个地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汉末豪族——太原郭氏家族的成员。
太原郭氏家族在汉末三国之际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魏国车骑将军、阳曲侯郭淮。他的曾祖郭遵曾任东汉兖州刺史，守光禄大夫；祖父郭全官拜大司农；父亲郭缊官至雁门太守。所谓“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云云，当是太原郭氏家族的“门阀”。而蔡邕把这段“门阀”和郭泰的郡望太原剪接在一起，人们自然要误会郭泰是名门望族之后。
甚至我认为蔡邕主观上是希望大家产生这种误会的，因为蔡邕在历史上本来就有“谀墓”的恶名。而出身顺阳豪门范氏的范晔对蔡邕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大概有些愤怒，所以为郭泰立传，要刻意澄清一句“家世贫贱”——在大士族范晔的眼里，寒族郭泰可不是什么“好鸟”，他只是混进鸿鹄之列的“蝙蝠”而已。
如果战国末年的丰邑真有这么一位刘姓“丰公”的话，刘向和班固“帮助”刘邦和他建立起祖孙关系，大概就跟蔡邕美化郭泰的家史是一个路数——谁有名，就攀谁。
除了刘向和班固自己的叙述外，《汉书》所载史墨和范匄所说的刘姓远古历史，第一手文献资料其实是保存《左传》里边儿的。虽然《左传》这部史书是我们今天研究春秋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关于刘姓家史的记载却未必可靠。
史墨和范匄的话仅见于《左传》，其他经传典籍中均不见有类似的记载。从考据学的角度说，这就属于“孤证”，孤证不立，难作定论。唐代学者孔颖达为《左传》作疏的时候就对这段刘姓家史提出过强烈的质疑：
士会之帑在秦，不显于会之身，复无所辟。传说处秦为刘氏，未知何意。寻讨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为汉室初兴，捐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徙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左传正义》
孔颖达反对《左传》的理由，甚至比我所说的“孤证不立”更加激进。他认为晋国大夫范武子留在秦国的族人恢复了刘氏本姓，这个事儿只是传说而已，缺乏文献依据。甚至孔颖达怀疑，“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云云压根儿就不是《左传》的原文，而是汉代儒生窜改《左传》，硬塞进去的“私货”。
因为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左传》迟迟不能立于学官。为了要让《左传》顺利跻身官学，不排除某些儒生昧着良心向当权者献媚，在《左传》中伪造刘姓家史以邀功请赏。孔颖达的这种怀疑不是空穴来风的，根据《后汉书》的相关记载，汉代古文经学派屡次推动《左传》上跻官学，一旦遭遇反对，往往拿出所谓“刘姓家史”来当挡箭牌。比如大儒贾逵就公开说过：
“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后汉书·贾逵传》
其他经传文本都没有刘氏为尧后的记载，这在贾逵的眼里，不但不能构成对《左传》真实性的质疑，反而成了《左传》独享的“光荣”了！
所谓利禄之不开，汉学之不盛。《左传》这部书既然寄托着汉代古文经学派如此沉重的功利性目的，那么它所记录的这段刘姓家史究竟是远古史还是“当代史”，恐怕还有商榷的余地。
至于那位将散碎的刘姓家史整理成完整谱系的班固，他撰写《汉书·高帝纪赞》的时候，我几乎可以断定他就是在写“当代史”。班固撰写《汉书》，其实源于父亲班彪未竟的遗愿。班彪曾经写过一篇《王命论》，其中这样说道：
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着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絫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汉书·叙传》
在这段话中，班彪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就算刘邦不是圣人唐尧的后裔，编都得编出一个这样的神话。
倘若我们就坦诚地告诉大家，刘邦只是个布衣平民的子弟，那么许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士难免心存幻想：刘邦这个泥腿子都能因缘际会、造反称帝，我们和他相比，缺的其实也是个机会而已。这等于变相鼓励了那些潜在的野心家，造成了更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把刘邦的家史与唐尧相接，就是要告诉世人，只有圣人之后，才能践位九五。没这个命，你就干脆死了这条心。
班固在《汉书·高帝纪赞》中撰写的这篇刘姓家史，从唐尧一直写到丰公，不正是谨遵父命，为刘邦“造神”吗？所以从创作目的上看，他的意图本来不在研究历史，而在影响时政。
以上，我们从文本内证和著述动机的外证两方面考论了《汉书·高帝纪赞》的刘姓家史，揭示了史墨、范匄、刘向、班固等人对刘姓家史的叙述都或多或少存在疑点。
最后，我们再从修撰家史的技术性角度来看一看，要杜撰一篇像《汉书·高帝纪赞》那样完整的刘姓家史究竟有多大困难。坦率地说，它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不信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篇“家史”：
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隰叔违难于周，适晋为范氏，范氏支子在秦者复为刘，以启汉家。故杜也，范也，刘也，皆同出也。杜氏之在汉也，有卫史大夫周，始自南阳徙茂陵。自是至唐世为九望。其八祖皆御史大夫。惟在濮阳者祖七国时杜赫，自江以南无闻焉。宋世有祁公衍，实家山阴，江南之杜自是始着也。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野。杜氏宅其地，盖不知几何世？其署郡犹曰京兆。末孙镛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袄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高桥杜氏祠堂记》
这是章太炎在年为上海滩的流氓大亨杜月笙修撰的家谱，其中对杜氏先祖的来历也说得言之凿凿。但事实上这篇家谱是怎么修撰起来呢？根据章君榖著《杜月笙传》所述：
杜月笙在这一派花团锦簇、雍容华贵之中，他的内心仍有几许悲酸，一缕惆怅。除了回首当年的艰辛，他还有一腔憾恨；由于父母死得早，近支族人丁口单薄，杜月笙不但对他的先世茫无所知，甚至连他祖父的名讳也说不上来。
幸有一代朴学大师，古文泰斗章炳麟（太炎），根据杜月笙儿时听闻杜家是由浙江海宁迁来这一点，详征博引，考校杜氏世系，确定江南之杜，以山阴杜衍始著。章太炎为此特地撰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为传诵一时的皇皇之作，同时也是为杜月笙写传记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杜月笙传》
杜月笙是跟刘邦一样的苦出身。可草鸡一旦变了凤凰，也会想到光宗耀祖。那祖宗是谁都不知道的可怎么办呢？就得靠儒生来“考据”了！
看章太炎的手段，修撰家谱与其说是考据，毋宁说是牵合——把捕风捉影的历史片段连缀起来，稍能自圆其说而已。汉学宗师章太炎为杜月笙修家谱是这样做的，汉儒班固为刘邦修家史只怕也逃不出这个窠臼吧。
参考文献：
李祖德《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
孔颖达《左传正义》；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萧统《昭明文选》；
王先谦《汉书补注》；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
章君榖《杜月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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