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或纲目体，也在东亚各地流传。而最主要的影响，是官方修史的传统。东亚各朝的史书，一般均由君主出面、聘请博学之士负责，承袭了中国官方修史的传统。
从中国史籍流传至东亚地区，到东亚史家独立编纂该地区和王朝的史书，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其中原因或许是在朝鲜、越南和日本建立统一、稳固的政权以前，为本地区编写历史并非史家的主要兴趣所在。
以朝鲜半岛而言，长期以来人们常以不知中国历史为耻，而对是否了解朝鲜的过去，则并不十分看重。举例而言，《三国史记》的编纂，在高丽王朝（—）统一朝鲜半岛以后，而高丽王朝得以在当地建立长达五百年的统一稳固的统治，与中国唐朝的衰亡显然有关。
同样，《大越史记》的出现，与越南在10世纪中期摆脱中国王朝对该地区长达千年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王朝，也有直接的关联。在这以后，越南又有吴士连（约—）等人编纂的、篇幅更大的《大越史记全书》，于15世纪开始问世，而朝鲜半岛则有郑麟趾（—）出面主持编篡的多卷本《高丽史》。
朱熹
日本于17世纪初年统一以后，也有多卷本纪传体《大日本史》的编写。这些多部头史书的出现，反映了唐朝以后，中国王朝在东亚中华文化圈内政治影响力、统治力的衰落。譬如《大越史记全书》，便将中国王朝统治越南的时期统统列入外纪，而其本纪则从越南人建立王朝开始。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和持久。
上述这些官修史书，都还以中国史书为楷模，在形式上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再以越南为例，直至19世纪中期，越南的阮朝（—）仍下令编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以编年史的体裁记录史实、汲取教训，是中国史学在东亚地区持久影响的最佳例证。
可是，西方势力入侵亚洲以后，这些传统体裁的史书便显得不敷需要了。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编成不久，阮朝便为法国所控制，越南也随之沦为殖民地。但是，历史教训仍然有用，问题在于用何种形式汲取历史教训。
就东亚史学的革新而言，地处中华文化圈边缘的日本，步子最快，成绩也最大。年的鸦片战争，清朝为英国所败，此事件对整个东亚冲击很大，标志着中华文化圈到此时已危如累卵。日本对鸦片战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