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或纲目体,也在东亚各地流传。而最主要的影响,是官方修史的传统。东亚各朝的史书,一般均由君主出面、聘请博学之士负责,承袭了中国官方修史的传统。
从中国史籍流传至东亚地区,到东亚史家独立编纂该地区和王朝的史书,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其中原因或许是在朝鲜、越南和日本建立统一、稳固的政权以前,为本地区编写历史并非史家的主要兴趣所在。
以朝鲜半岛而言,长期以来人们常以不知中国历史为耻,而对是否了解朝鲜的过去,则并不十分看重。举例而言,《三国史记》的编纂,在高丽王朝(—)统一朝鲜半岛以后,而高丽王朝得以在当地建立长达五百年的统一稳固的统治,与中国唐朝的衰亡显然有关。
同样,《大越史记》的出现,与越南在10世纪中期摆脱中国王朝对该地区长达千年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王朝,也有直接的关联。在这以后,越南又有吴士连(约—)等人编纂的、篇幅更大的《大越史记全书》,于15世纪开始问世,而朝鲜半岛则有郑麟趾(—)出面主持编篡的多卷本《高丽史》。
朱熹
日本于17世纪初年统一以后,也有多卷本纪传体《大日本史》的编写。这些多部头史书的出现,反映了唐朝以后,中国王朝在东亚中华文化圈内政治影响力、统治力的衰落。譬如《大越史记全书》,便将中国王朝统治越南的时期统统列入外纪,而其本纪则从越南人建立王朝开始。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和持久。
上述这些官修史书,都还以中国史书为楷模,在形式上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再以越南为例,直至19世纪中期,越南的阮朝(—)仍下令编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以编年史的体裁记录史实、汲取教训,是中国史学在东亚地区持久影响的最佳例证。
可是,西方势力入侵亚洲以后,这些传统体裁的史书便显得不敷需要了。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编成不久,阮朝便为法国所控制,越南也随之沦为殖民地。但是,历史教训仍然有用,问题在于用何种形式汲取历史教训。
就东亚史学的革新而言,地处中华文化圈边缘的日本,步子最快,成绩也最大。年的鸦片战争,清朝为英国所败,此事件对整个东亚冲击很大,标志着中华文化圈到此时已危如累卵。日本对鸦片战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