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晓锋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历史爱好者最为喜爱的一部史学著作之一，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都有全新的感悟，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同样的史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样令人心驰神往。
当个人感情色彩浓郁的《史记》和理性评论为基调的《资治通鉴》相遇，同是史学司马所著，你更喜欢哪一部？
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同与不同。
一《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同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修撰描述历史的正史史书，在内容上，都是通史，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后世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书面材料；在文学价值上，文笔生动，语言简练，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修史态度都极为严谨。
《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这些同仅仅只是表象上的同，其实，《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最大的同则是来源于两司马借古通今的史学观点。
01司马迁的史学观点
《史记》作者司马迁具体的生卒年还是疑问，但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汉武帝时代度过。所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目击者和见证者。
汉初沿用秦朝历法，到汉武帝的时期，决定改革历法，编订《太初历》，而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司马迁。所以，司马迁也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司马迁的《史记》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这个时代。而且司马迁看汉武帝，有其他历史学家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他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就生活在汉武帝身边。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光看文字的话，会发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是晦涩不明的。很多话不能直接说，直接说有压力。但透过字里行间，仔细分析，就会察觉到司马迁对汉武帝也是很有看法的。
司马迁作为目击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以一个思考者应有的冷静眼光，记录着历史，以为当世和后世所用。
02司马光的史学观点
宋神宗刚继位的时候，司马光职务是翰林侍读学士，就是为皇帝讲历史，《资治通鉴》就是在此时编修成的。
宋神宗称赞《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宋代和汉唐相比，疆域狭小，特别是燕云十六州，在宋以前就被契丹人控制。宋神宗要完成这个任务，无论是练兵，还是打仗，都要花销。
熙宁二年，宋神宗授意王安石推动新政，颁布了七条帮助政府增加收入的法令，目的就是要用这个钱来打仗。
司马光认为，所谓的理财手段就是变相增加苛捐杂税。国库越丰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受到影响就越大。就算收复燕云十六州，代价也是民不聊生，又有什么意义？
司马光的一个基本观点：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
司马光除了是《资治通鉴》的编者之外，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参与当时政治的大臣。
宋神宗既然要用历史经验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那么怎么用《资治通鉴》去影响宋神宗，怎么用历史经验来干预政策制定，才是司马光要考虑的问题。
03两种观点的异曲同工
从以上可以看出，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时代的目击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都想用记录的历史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借古通今，进而去影响时代。
司马迁说编修《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个今司马迁讲得很清楚，编修《史记》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探索汉武帝这个时代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渊源。
再看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汉武帝很象：外服四夷。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司马光为什么这么激烈地批评汉武帝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差一点就重蹈了亡秦的覆辙。
司马光重点是在说汉武帝吗？
他是在借汉武帝劝告宋神宗，所以，《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必然受到司马光现实政治态度的影响。
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时代的思考者，他们都想用历史告诉历史的规律，为今人和后人所用。
《史记》和《资治通鉴》正是他们借古通今的史学观点影响下所著作的，用来揭示历史经验的工具书。
二《史记》和《资治通鉴》的不同
有相同之处，就会有不同，那么感性的《史记》和正统理性的《资治通鉴》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01体例
二者都是通史，但是其记载的历史时间段有所区别，体例也有所不同。
《史记》记载了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记录了过去，也记录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新闻；《资治通鉴》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16朝年的历史。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的纪传体，强调历史是由人所创造。自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清史稿》均采用此体例，对后世史书编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全书共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人为中心，占全书内容的比重最大。
本纪按时间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和政绩。世家记述世袭王侯、封国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世系、人物和史事；书记述礼乐、天文、律法、社会、经济等。
《资治通鉴》是第一部官修的编年体通史。是借鉴《春秋》、《左传》手法，年经事纬，反映历史的编年体，通过对事件的摘录、描述和评价，强调对历史的态度。《资治通鉴》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不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简单描述，而在于司马光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精辟评论：臣光曰。
《资治通鉴》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卷，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02倾向
《史记》和《资治通鉴》同为记载历史，且史事有重合之处，但由于作者经历、心境等不同，因此，思想倾向有区别。
司马迁是子承父命，属于私修写史，而司马光是替官家办事，属于官修写史。
中国的儒生人生目标有三个境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叫三立。
立德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立的，尧、舜这样的圣人才会在历史上立德。
立功也是要有机会的，在乱世才可立功。当然这个太平时代也可以立功，可是立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立言每个人都有机会。
《史记》是司马迁立言以不朽的真实表现，而且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担任太史令，以修史为己任，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遗命交给司马迁完成。
写《史记》时，司马迁因替李陵鸣不平，经历了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坚持完成了《史记》，个人思想必然发生裂变。
在对历史感慨的同时，有强烈的怨愤情感，人物传记充满英雄豪迈之气，被后人称为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报任安书》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从而可以看出，司马迁把歌颂正统转变为强烈的批判进而注重记录历史本身，如将正史所否定的刺客载入列传，将霸王项羽、吕雉列入本纪，都是创举，对他们的人生观和行为也予以肯定和赞扬。
《资治通鉴》虽是司马光承官家之命编撰，也是他立言的机会。
《资治通鉴》有歌颂功德之意，篡改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些观点，令《资治通鉴》更加符合封建正统思想。而《资治通鉴》表现出的思想和《史记》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异端思想不同，它的主导思想是宣扬礼、信等正统观念。
司马光是在与政见不同的王安石的斗争中主动退出后，依然一腔热血，想为神宗皇帝继续做事而编撰的《资治通鉴》，其目的还主要是为警鉴皇帝，其次才是自己的立言抱负。
所以，《资治通鉴》则有强烈的正统思想。
司马迁和司马光的角度不同、立场各异。
司马迁命运多舛，本身已经摆脱了自己的儒者之位，不再是忠君的儒者，蜕变成冷眼旁观的史家。
司马光则是一副敦厚的儒者之风，是封建统治卫道者的角色。
03手法
司马迁着重于传奇故事，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而司马光显然就没有这么热心，注重的是评论。
司马迁倾毕生心血，忍辱负重，以铿锵笔力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他更擅长讲故事，创新地用文学的手法，讲述从黄帝到汉武帝多年的历史。
在文学渲染上，司马迁出于个人悲剧命运的原因，在《史记》的记述中充满了悲情。歌颂英雄的悲剧命运，如霸王别姬的悲怆和伤感；如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更是让人感叹。
司马迁将自己命运的悲凉，完全融入《史记》之中，以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角度，表达了爱憎分明的真性情，使《史记》成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将历史描写得跌宕起伏，还通过场景和内心描写来渲染气氛或烘托人物，在史实叙述的同时，刻画出具有强烈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其文章表现出浓烈的艺术感染力。
因此，《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样也是一部文学巨著。
与《史记》相比，《资治通鉴》的正统色彩强烈，只着重于根据需要记史，大多是礼、信等相关的历史事件，没有悲情和跌宕起伏之气。
全书用大量臣光曰的形式论述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其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按儒家思想办事。
朱熹在在《朱子语类》中对此也有过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
《资治通鉴》着眼于政治、军事大势，有关政治、战争方面的内容比较集中，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书中的历史事件基本上也是正史中有记载的。
在材料取舍上司马光也下足了功夫，他注重交代历史事件的借鉴意义，其史学性更强，而且感情色彩不如《史记》表现的那样直白，文字之间的细微变化中蕴含褒贬，以礼、信为基点，表现出了司马光敦厚的儒家特色。
三《史记》和《资治通鉴》是留给后人的历史
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史记》和《资治通鉴》展示的都是辉煌的中国通史，凝聚了作者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与认识。
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史记》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在司马迁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学术追求的时代，是一个最不追求某种功利的著书立说的时代。
如果说他也有功利，他的功利是要写出一本让从此以后的封建帝王都必须读的书。所以，他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的编纂宗旨就是要写给治国者看的。
综合来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有所不同，因而影响到其风格有所不同；作者身处的时代不同，因而立场也不同。
从文学角度看，《史记》更具人情味，表现的是作者强烈的情感；从历史角度看，《资治通鉴》更强调史实的严谨，其史学成就功不可没。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古人留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和巨大的财富，不能因为对比而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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