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但总体来说他的形象也有不少争议，甚至在部分人看来显得有点不太正面，然而实际上这是史料记叙所造成的问题。
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史记》的记载，大家都说刘邦当初在逃命途中曾经多次想要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推下车，这就给大家一种刘邦身为人父而不慈的印象，导致很多人都对刘邦喜欢不起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真是如此么？
分析史料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不仅没有刘邦将儿女推下车这回事，而且当初逃命之时父子根本就没有走一路，后来也没有路上遇到。刘邦开始逃命之初就已经对儿女做了很好的安排，而且完全考虑到了他们的安全。
既然没有这回事，那《史记》为什么非要如此记载呢？因为《史记》为了加强汉文帝世系传承皇位的合法性，不得不黑汉惠帝以削弱其继位的法统。
汉惠帝一、刘邦逃亡时的实际情况
当时刘邦在彭城之战中遭遇惨败，夺命而逃，夏侯婴负责给他驾车。路上遇到了他和吕雉的儿女，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毕竟是自己的儿女，所以刘邦把他们也都带上了车。
然而当时刘邦的情形实在是太危险，项羽的追兵不肯放过他，都想着要抓到他回去请功。带上一双儿女之后，刘邦的车速变慢了，这样随时都有可能被楚军追上。于是刘邦想到了要减重，这样才能加速。
这就是《史记》在夏侯婴的列传之中的记载。但事实到底是否真是如此呢？我们需要仔细思考。
根据《楚汉春秋》（《史记》多处引用此书）的记载，当时彭城战败之后，刘邦在出逃之时就已经被项羽手下的大将丁固（即《史记》中所载季布的弟弟丁公）追上，刘邦对丁固说：“丁公，何相逼之甚？”丁固或许是考虑到天下大势未定，再说丁固是薛人，薛县和刘邦的老家沛县很近，丁固和刘邦也可以算是半个老乡，于是丁固放过了刘邦，“回马而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即引用了这个故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丁公放过刘邦之后，其实刘邦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丁固之所以敢于放走刘邦，就是因为丁固自己是跑在最前面的，所以相信项羽手下的其它大将不可能追上并捉住刘邦，不然丁固追到了刘邦却没捉住，反而被别人捉住了，这事肯定会被项羽知道，到时候丁固是什么罪名？他担当得起么？
也就是说，刘邦在以后的逃亡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比此时还要紧急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刘邦本纪的记载，实际上刘邦当时绝对不是单车逃亡，因为本纪记载的是刘邦在彭城之败后往西北方向一路狂奔，要跑到自己的大舅子吕泽所在的下邑才算安全，中间路过沛县附近的时候顺便派人去接自己的家属。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
项羽本纪之中则如此记载：“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
如此看来，刘邦即使在战败逃亡之时，手下也至少有几十骑，并不是只有夏侯婴驾着一辆兵车狂奔。
夏侯婴《史记》记载刘邦之所以要把儿女推下车，是因为自己的马已经太疲乏，再带两个人就更加跑不动，而后头又还有楚军的追兵。“汉王急，马罢，虏在后。”
然而刘邦既然此时手下有几十骑，那么要腾出一两匹马来也并非难事。刘邦完全可以让手下两位骑士分别带着儿女共骑一马逃亡，或者刘邦可以干脆把马车让出来，让儿女坐上马车，自己骑马，这样对双方都更方便。完全没有必要在车上再多加两个人，否则反而对大家都不利。
那么我们再来看刘邦当时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二、《史记》所载刘邦对儿女的安排
实际上刘邦在逃亡到下邑的时候，不仅是自己骑马，而且手下还带着张良、随何这样的文臣谋士。
根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在到达下邑快要进城的时候，曾经下马就地休息一会，并对手下人发出疑问，说我想把关东之地都分封出去，有哪些人能够和我一起打败项羽呢？
张良回答说，有英布、彭越、韩信这三个人可以联合。于是刘邦从此就确定了新的战略，那就是联合这三个人迂回包围项羽。
从当时“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来看，刘邦在快要到达下邑的时候是自己骑着马的。那么他的车夫夏侯婴去了哪呢？
实际上夏侯婴此时已经把刘邦的一双儿女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丰邑。“致孝惠、鲁元于丰。”也就是说，刘邦在遇到自己的儿女之后，就把马车让了出来，让夏侯婴驾着马车载上自己的儿女先去丰邑避难，而自己则骑马继续向西逃亡到下邑，找自己的大舅子吕泽。
为什么刘邦要让夏侯婴把儿女送到丰邑呢？因为此时丰邑是自己人王陵的部下在据守，根据刘邦本纪可知，此前刘邦已经安排薛欧和王吸跟着王陵一起，从南阳回到丰沛并安排照顾刘邦的家室，只是项羽的力量太强，所以王陵没能完全保护好刘邦家属。但王陵保保证了丰邑没有丢失，“坚守丰”，所以刘邦把儿女先送到王陵那里，而不是让他们跟着自己亡命，随时面临着楚军追上的威胁，实际上是对儿女最好的保护。
从下面的这幅丰沛地图就可以看出，丰邑、沛县和发生大战的彭城相距都不远，而丰邑和下邑则是直接挨着，所以去丰邑也算是顺路。而且丰邑到彭城的距离比下邑要远，而项羽还曾经亲自率兵进攻下邑——英布背叛的时候“项王留而攻下邑”，可以认为丰邑比刘邦所在的下邑要安全得多。
丰沛地图从刘邦本纪和夏侯婴的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邦在彭城战败之后，往西逃命，路上遇到了一双儿女，刘邦并不是把他们一起带上车，而是把自己的马车让了出来，让夏侯婴先把他们送去丰邑，自己则骑马继续逃命，并准备组织阵地进行反击。
也就是说，刘邦不仅没有不管一双儿女，而且还让自己的车夫夏侯婴先把他们送去了更加安全的后方。
三、刘邦的真实安排
以上结论是从《史记》中刘邦的本纪和夏侯婴的列传综合史料而得来，但如果我们再看《史记》其余部分，就会发现更加蹊跷的地方。
根据《史记·功臣侯者表》记载，王陵当时在彭城跟着刘邦一起作战，遭遇惨败，之后王陵带着刘邦的一双儿女从败军之中逃出来，回到自己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据点丰邑，并保护好刘邦的儿女。
“因从战不利，奉孝惠、鲁元出睢水中，及坚守丰，封雍侯。”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的一双儿女并不是刘邦在逃亡的路上遇到的，而是王陵早就把他们带到了彭城和刘邦汇合。而且彭城之败后，同样是王陵保护孝惠和鲁元从败军中逃出来，并带着他们回到了丰邑。王陵甚至因为此项功劳而被刘邦封为列侯。
彭城之战分为几个阶段，最后的大决战发生在灵璧附近睢水河岸，汉军十多万人被项羽所率楚军挤入睢水而亡，“睢水为之不流”。此时王陵保护着孝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并把他们从乱军之中带出来，就和后世赵子龙在长坂坡带出阿斗有些相似。
赵子龙救出阿斗而具体负责载送孝惠和鲁元的就是夏侯婴，因为后来封功臣的时候夏侯婴有一项重大的功劳就是保护好孝惠和鲁元——“全孝惠、鲁元”。
也就是说，从彭城之败开始，刘邦就安排了夏侯婴带着孝惠和鲁元跟着王陵去丰邑，自己则去吕泽所在的下邑。父子一开始安排好了不走一路，根本就没有后来在逃亡的路上遇到孝惠和鲁元这回事，自然也就更加没有先把他们带上车后来又要一次次把他们赶下去、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事实上彭城之战发生在汉二年四月，此后刘邦先是达到下邑，之后一路向西，并将刘盈从丰邑接到身边，六月回到关中之后马上就立刘盈为太子，这除了在大败之后需要稳定人心以外，更重要的是刘邦当时根本就并没有任何不重视刘盈的心思。
四、《史记》的私心
那么既然并没有推儿女下车这回事，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要在《史记》中如此记载，并且还写得绘声绘色，好像司马迁自己就在当场亲眼看到这一幕之后记下来的呢？
其实司马迁这么写是有目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深意的。
很多人看了《史记》之后，觉得司马迁有点黑汉高祖，最明显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刘邦在逃亡过程中把儿女推下车，显得为人之父而不慈；还有一个就是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而刘邦则说我们是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烹杀你父亲，还请给我分一杯羹，这就显得刘邦身为人子而不孝。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是《史记》有意为之，但目的并非为了黑汉高祖刘邦，而是为了黑刘太公和孝惠帝刘盈。关于刘太公的记载我们先放一放，先说此处关于刘邦想要把儿女推下车的记载。
看完《史记》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刘邦并不喜欢太子刘盈，觉得刘盈太仁弱，承担不了继嗣帝国的重任。其实这恰恰就是《史记》刻意要营造的感觉。
为什么《史记》要营造这样一种刘邦不喜欢太子刘盈的感觉呢？因为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刘盈的子孙最终并没有继承帝国，继承帝国的是刘邦的庶子汉文帝刘恒的世系。司马迁之时在位的皇帝汉武帝，就是汉文帝的孙子。汉惠帝刘盈的子孙哪里去了呢？被功臣陈平、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在诛除诸吕的过程中顺便杀光了。
更加过分的是，陈平、周勃等人在杀掉刘盈的子嗣之后，还宣布这些人都并不是刘盈真正的儿子。目的就是为了让功臣们自己的过分之举以及汉文帝的继位显得更加合法。
太尉周勃与功臣们否定刘盈世系的合法性相应的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为了更加确保汉文帝世系传承皇位的合法性，甚至还要更进一步，部分否定当初汉惠帝继位的合法性。
有人说了，汉惠帝刘盈是刘邦亲自立下的太子，刘邦驾崩之后自然就应该由刘盈继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史记》还怎么能否定刘盈继位的合法性呢？这里就显示出《史记》做手脚的高明之处了。
《史记》的做法就是，先制造一个实例，说明当初刘邦就并不看重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也就是这里关于刘邦在逃亡的途中一次次想要把一双儿女推下车的记载。
实际上这段记载就是《史记》生生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一点，那就是刘邦并不重视刘盈和鲁元，更加谈不上有多喜欢。这样刘盈被立为太子就说不上完全符合刘邦的心意。
五、《史记》关于汉惠帝记载的另一次私心安排
《史记》作为文学和史学的双料高峰，当然讲究前后呼应。所以《史记》在之后又制造了一个实例，说刘邦在当上皇帝后也总是看刘盈不顺眼，一次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
刘邦应该确实想过要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但没有“多次”想要废掉刘盈。尤其是关于刘邦生命的最后阶段想要废掉太子的记载，《史记》把这一段写得冲突非常激烈，表现出刘邦似乎非要废太子不可的架势，要不是张良帮忙请来商山四皓，刘盈这一次就已经被废掉了。
实际上真是如此吗？我们来仔细梳理当时的情况。
根据《史记》相关列传尤其是周昌的列传的记载，刘邦当时想要废掉太子改立刘如意，大臣们都争相劝谏，但刘邦不听，直到张良请来商山四皓之后，刘邦才最终确定以刘盈为嗣，刘盈的太子之位才彻底定下来。
“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
刘邦与商山四皓这时候就已经提到了留侯张良请来商山四皓的计策，而刘邦也正是因此才彻底定下太子之位的人选。这之后刘邦担心自己死后刘如意的安全没有保障，御史赵尧劝刘邦帮刘如意立一位强有力而且被吕后、太子刘盈所尊重的人选为赵国相国，以便保护赵王刘如意。
于是刘邦便将之前拼死劝谏自己不要改立太子的御史大夫周昌徙为赵相国。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呢？本纪和列传中都没有记载，但《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之中却对此作了明确记载，是在汉九年，“汉九年，御史大夫位，御史大夫周昌为赵丞相”。
由此可见，无论是留侯张良请来商山四皓也好，还是刘邦最终确立太子之位并安排御史大夫周昌为赵丞相也好，都是发生在汉九年，而并不是发生在刘邦平定英布叛乱返回长安之后的汉十二年。
而《史记·留侯世家》之中却记载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之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越来越想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为太子，“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然后张良请来的商山四皓出现在刘邦面前，刘邦才停止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这明显就是太史公篡改了史料，将一件事情分拆成多件事，并将最重要的部分安排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刘邦驾崩之前。
实际上刘邦在汉十二年驾崩，驾崩之前都没有把赵王如意宣召到长安来，也就根本没有要改立太子之事。
这样看来，刘邦或许多次动过一次改立太子的心思，但最多只有一次闹出了比较大的动静，而且之后因为大臣们的劝谏尤其是张良的计策而停止了此想法，并且将刘如意派去了封国赵国，还给他配了一位强有力而受到吕后尊重的相国周昌。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汉九年，此后直到刘邦驾崩，都再也没有把刘如意宣召到长安来，因此刘盈继位之后吕后才需要把刘如意召来长安。
《史记》周昌的列传之中便是如此记载：“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如果刘邦驾崩时刘如意就在长安，吕后必然不会放其去封地赵国。
由此可见，刘邦驾崩前后刘如意都并不在长安，刘邦都根本没有把赵王刘如意宣召到长安来，又谈何废掉刘盈而改立刘如意为太子呢？
赵王刘如意既然刘邦想要改立太子、最终确定太子之位并为刘如意安排强力相国的事都发生在汉九年，司马迁为什么又要在《史记》之中将其拆分开来，写到汉十二年特别是刘邦临终之前去呢？
因为这样把本来是一次的事情写成多次，尤其是最重要的，临终前的一次，可以说是遗愿或者说遗诏，就能够特别显示出刘邦想要废掉刘盈而改立刘如意的强烈意愿。
这样写也就特别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感觉，那就是刘邦多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而且在临终之前特别想要废掉太子刘盈。这样刘盈继位不仅不符合刘邦平时的意愿，而且特别不符合刘邦生前的最后一次意愿也就是遗愿或者说遗诏。这样刘盈当初继位的合法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反过来说，汉文帝刘恒及其后世子孙传承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大大加强了。
六、结论
由此可见，不仅当初刘邦在逃命途中想要把儿女推下车一事属于《史记》的编造，而且后来刘邦要改立太子也只发生过一次，是在汉九年，但《史记》将其拆分成了多次，并将其往后推安排在了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汉十二年刘邦驾崩之前。
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营造一种汉惠帝刘盈被立为太子并继承帝位并非刘邦本意的印象，由此削弱汉惠帝刘盈的法统，而加强汉文帝刘恒世系包括当朝的汉武帝传承皇位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