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戎狄是先秦时代中原华夏统治者们对其他民族的一种泛称，比较笼统，也比较模糊，在具体方位的联系上也并不是固定的。
比如东夷，古书中还有西夷、南夷、北夷等名称。《竹书纪年》中不是说：“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如此说来，周朝建立以后，分封制下的功臣诸侯不也是“西夷”么?《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周礼·夏官·司马》中还列举了“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数量不少，却并没有做具体命名的对华夏周边地区民族泛指。
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可见，在先秦时代，中原诸侯把西方秦国也视之为“夷狄”。
对于“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比较具体全面的记载主要见于《礼记·王制》“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由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民族意义的记录，但实际上这种定义，也只是从文化上予以的区分，是华夏文明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和优越感产生后的产物。
根据文献记载，尽管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民族区分的观念和成为，但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壁垒森严的民族界限，诸夏、夷、狄、戎、蛮等概念的区分。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在利益上的冲突和文化生活上的不同而已。
首先，诸夏与夷狄在地域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一种杂处的局面。大概当时诸夏各国都是农耕文化，有城郭、郊疆，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而当时已经开垦的农耕土地并不广泛，还有大片的土地是荒草、水泽。这些地方多属边鄙之地，正是蛮夷生活的地方，夷狄等民族集团一般都以游牧渔猎为生，常见迁徙。由于经济生活的不同，诸夏主要集中在大河两岸谷地和平原地带，而夷狄多集中于山林、水泽之地。
而中国地形复杂，山林、水泽与平原、河谷错落有致，这就自然的形成了诸夏与夷狄杂处和相对聚居的情形。
同时，诸夏和夷狄在血缘上也难以区分。《孟子·离委》说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后来陆贾说“文王出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另外，被视为“蛮夷”的楚国，一般认为出自祝融，祝融出自颛顼，也属诸夏一支。
是故，夷、狄、戎、蛮只是当时人们对四周不同民族集团的泛称，很难说其具体所指的是哪一部分的人。其中每一个都是一种历史混合体，出了互相之间和华夏族加以对比，能够借着对方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器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血缘上，地理上的独立性。
因此，所谓诸夏与夷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的一种界限，实质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渔猎文化的区别，即以文化为“华”，“夷”分别的标准。
放之如今，哪儿还有这样的区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