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城墙上的豁口
这里是城壕，准格尔旗大路新区的城中村。
随便推开一扇柴门，主人都很热情，让你上炕，款你热茶，当你亲人，与你拉古今，道家常，叹世事沧桑，慨人生短长。问这古城有多少年了，有没有什么古老的东西，都说老了，没有了。就说这里曾经有座庙，庙里有口大钟，声宏十里，不知是什么时候就忽然不见了。“老古了，老古了，说这些也没用！”是老古了，两千余年，老到现在片瓦无存，片偈[jié]无考，也是正常。辨不出模样，却摸得见风骨。
↑遗址内居民
好在还有些古籍可考，便知道这里是秦始皇设置的四十四县的其中之一。秦朝“榆中”的地理位置，历来争论颇多。《辞海》里有三种解释。而“榆中”的地域问题，历代学者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晋徐广、北魏郦道元为代表的金城郡榆中（今甘肃榆中县）说，以三国苏林为代表的上郡榆溪塞（今陕西东北）说，以唐张守节为代表的唐胜州北河北岸榆溪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说。而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唐胜州北河北岸榆溪塞说。《史记》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年（前年）“西略胡地，至榆中”，说明榆中的地理范围已达胡地。胡是指匈奴，驻牧地不在秦郡县地域中。从榆中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看，秦朝“榆中”的范围是很广阔的，包括今天山西、陕北、甚至甘肃的一部分，不像是一般规模的县建置。秦朝人陈余认为，蒙恬“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功劳是很大的。司马迁也认为蒙恬“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说明秦朝时期蒙恬开拓的“榆中地”范围之广阔。《史记》记载：“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秦朝沿黄河新建了四十四县。今天在准格尔境内的秦汉时期的古城皆是其中的县城。我以为，暖水乡的榆树壕古城从地理位置上看，是西汉时属西河郡的增山县。《战国策》载：“至于榆中千五百里。”这正好是现在的城壕到秦的政治中心咸阳的距离。《史记·赵世家》也云：“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史记》记载的“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是一次重要的移民活动。“城河上为塞”说明这个榆中建在黄河边，属秦朝边疆。秦朝在内蒙古境内沿黄河建立了一系列郡县，今日托克托县哈拉板申西古城、准格尔旗忽尔吐沟古城等都属于秦代沿黄河修筑的“四十四县城”。
↑故城城墙上依城而筑的人家
内蒙古考古发现证明，在秦长城沿线内侧，分布着许多秦朝修筑或沿用战国时燕、赵等国修筑的城址。在长城、直道和古城遗址及其附近，发现有属于秦代的文物和墓葬。如托克托县哈拉板申西古城、乌海市新地古城、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等都属于秦代沿黄河修筑的“四十四县城”。在忽尔吐沟古城遗址采集到12件属于秦代的瓦当，古城四周还分布有许多墓葬，出土有秦半两钱、陶罐和公元前年制作的上郡铜戈币。这些文物出现在当时的河套地区，说明早在公元前年榆中地部分地区已经纳入秦的范围。榆中地在战国之前当为胡地。赵武灵王二十年“略中山地至宁葭[jiā]，西略胡地至楼烦、榆中是也”。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学者都认为，蒙恬开榆中地是收复了赵国的故地。而当时赵国对西部的军事行动就是占领了榆中和楼烦。因此，城壕最早应该是楼烦王的城邑[yì]。而后秦政权设立了榆中县。这一地区的范围包括了陕西东北地区，属于“胡”人活动的地域。榆中关在《战国策》中，榆中和挺关并列，说明榆中在这里是比较具体的关名。《初学记·地部下》云：“《洛阳记》云：汉洛阳四关，东成皋关，南伊阙关，西函谷关，北孟津关。秦有榆中关在边郡；汉有玉门关、阳关、五原关、萧关，在边郡。”这一点，《史记》有记载，《汉书》中也有确认。榆中距离陕西千五百里，这是榆中关的地理位置确认。所以可以证明榆中关即在今大路新区城壕附近。而城壕古城是西汉时设在榆中关的城邑。《汉书》注日：“长榆在朔方，即《卫青传》所云榆溪旧塞是也。或谓之榆中。”蒙恬在驱逐匈奴的过程中“树榆为塞”。此前，赵武灵王开拓疆土到榆中，说明“榆中”一词早于“榆溪塞”名称的出现。榆溪塞之中“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zī]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领”。《史记集解》：“榆溪，旧塞名。”《史记索隐》：“按榆谷旧塞。如淳云：按，行也，寻也。榆谷，旧塞名也。案：《水经》云，上郡之北有诸次水，东经榆林塞为榆溪。是榆谷旧塞也。”榆谷旧塞就是榆林塞或是榆溪塞。炀帝大业三年(年)在榆林郡(今十二连城)以东修建长城防范突厥；综合以上论证，榆中在秦朝和汉朝时期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事物。榆中实际上分为榆中地、榆中关和榆中县，地理位置也不相同。榆中之所以产生这些用法，一方面是古代地理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古代行政区划的不同而造成的。
↑城壕故城遗址
“榆中”一词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最早是胡人居住地，是秦汉时期包括准格尔在内的河套平原，榆中地是指今天的内蒙古、陕西、山西、甘肃的部分地域；后来赵国驱逐胡人，占领榆中地，在现在的大路新区设立了城池。秦朝建立政权前后，榆中地也被秦和匈奴反复占领。秦政权稳固后，蒙恬驱逐匈奴，恢复对榆中地的管辖，并在边境“树榆为塞”，为榆溪塞，并置榆中县。“榆中”，作为关名指的是两汉时期的榆中关，关名即因榆中旧县称而得。可见两汉时的榆中关城是在秦的旧城上建设的，而榆中关和榆溪塞其实并不是同一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沙南县可能就是在旧城的基础上设立的，与之隔黄河相望的桢陵县可以互为确认。
蒙恬累石而著的榆溪塞距这里不远，即现在十二连城天顺圪梁古城附近。蒙恬“略胡地而至榆中”，阔地千里，范围的确是很大的。确切些说，到两汉这里便不再有榆中县的建置，而只是榆中关的关城。现在城外黄河边上的榆中关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原来关下就是著名的古君子津，也没有一点模样了。气势还有，稍加留意，那雄领天下的姿意汪洋便会露出端倪。君子津自古以来就是呼和浩特平原通往鄂尔多斯高原的主要黄河渡口，史籍记载古代均由君子津渡河进入鄂尔多斯，然后再进入陕北、关中，著名的魏桓帝“西幸榆中，东行代地”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口时期的君子津渡口。只是后来黄河改道和另外一些原因，君子津才数次南移，这一过程是随着河口镇的交通枢纽作用逐渐丧失而伴随的，位置也才到了现在清水河喇嘛湾处，也由西岸移到了东岸，一直沿用，直到现在。因此，君子津的位置在历史上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同的。黄河现在从十二连城古城北墙东侧流过，当时却是直东而南，气势如虹而贯。榆中是“新秦中”时期的中心地带，所谓“新秦中”就是秦汉时期富裕可比当时的关中地区。关中是秦强盛的基本，那么可见“新秦中”的重要了。牵强附会一点，如果把关中比做太阳，那么新秦中就是月亮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中唐后，这里又作榆林关，也还是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然朝廷也不会把重臣放到这里来，且破了官体制，数年不换。王维就是在这个时期来的，所以世间才会有《榆林郡歌》。只是王维来时有些消沉，刚刚受了委屈，情绪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否则也不会到这里来了，真是诗人不幸胜州幸；来的也有些匆忙，可能还没有温暖下榻的被窝，便又匆匆离去了；来的也不是时候，大唐的江山已不那么稳固了，番族的边鼓笳声一夕数惊。因此，翻遍王维诗集，也只这一首。这与王维的著述比起来，实在是不成比例，看来，诗人的心情的确是灰暗的。连笔都滞了、惰了，哪里还能有浑然流畅、流连的情愫。实在是太可惜了。中唐以后，这里多是少数民族的属官管理经营这一地区，因此就避而不提，或坐而论道，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人说，消失的太可惜了。其实没什么可惜的，不消失中国历史文化就没有了悲壮感和完美情结。少了悲壮感就少了历史的筋骨，少了完美情结就缺失了文化的向心力。消失就消失吧，回忆和凭吊有时候比历史和现实更深刻也更妩媚。没有人因唐、宋时代过去了就会拒绝唐诗宋词的意境。就把这座城当我们历史生活里的唐诗宋词来读吧，别一番韵味和深昧该在心头，而不应该在纸上，甚至书底。魏晋南北朝后，这里几乎就没什么人烟，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但也没那么干净，史籍里到处都是这几个美丽动听的名字：榆溪塞，榆林关，榆林郡。他们与一些大的历史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一些大事件互为肌里，纠缠得清晰而迷离，坚实又灵动，中国的古代史就是冰冷的兵器和温暖的体温化合的历史。温暖的诗情和冰冷的历史融为一体，这就是时间对历史与文化作出的注释。中国历史，有时候又是一部废弃史，也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的废墟一座座一层层地深埋堆积在典籍里，成为历史文化的源头和骨骼。而生命的鲜活更大程度上却依赖经络和血脉的流畅，因此，百废待举才永远是历史文化的正源和主脉。那么是否可以说，战国以后，中国历史上每一座新城的源头，都是废墟呢？
出了城不远，就在黄河的故道里，有一棵环抱两米有余的千年古榆，是榆林、榆中地名的形象写照，与油松王比起来，更富有形象感，也更有历史和文化内涵。也许，这棵古榆，才是准格尔最初的人文地脉和风水的所在。
现在走在村子里，城址南北遗长米，东西遗长米。人家多是利用城墙而筑，不妨称为城墙人家。环墙而居，篱栅为落，人居其间，中无杂树，田畴肥沃而平整，仁者乐水，智者溉之。村里的老人告诉我，这里从无歉年，真是好风水。房屋是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却简陋出了味道，这恐怕与背后的历史韵籍做底有关。绿树村边合，开轩面场圃。故人俱鸡黍，邀我至田中，不甚乐乎。村子里有一口老井，就在城墙下，说不清是什么年代了，像这老城墙一样，老故事有老味道，这井里的水依然淳甜，回味也绵长得多。缘城走一遭，老树弥墙，杂草偃道，古风悠然。
蓦然回首，老墙犹在，涛声依旧，不觉已穿越千年的时空。倘若再一个千年，漫漶[huàn]的故地，哪里再寻？想想，岂不是杞人忧天，那该是长江黄河的后浪了。只是那水那月要比现在清亮许多吧。真希望这千年前的月亮与旧城的身影能投在千年后的溪水上。潺潺复潺潺，今夕是何年，明朝又去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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