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强加于非同观点者以异议，是常态常情，商鞅也不例外，重法治而贬儒术，重农战而贬诗书，是基于强国之实践需要的，本也无可厚非，然历史上提出要焚（燔）书第一人也当是此人啊，虽然并没有成功。
此事说的是公元前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商鞅为什么要提出如此建议呢？推行改革。
《商君书》载“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意思是说这些人，以读书为名，避开了农业生产、战争之苦，并且带动好多人这么去干，而且还可以得到显贵，高官厚禄，沽名钓誉。又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一个读书善辩之人可以影响千人不去好好耕战（或者儒家说，正是啊，不重要吗？）。又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一百个人干活，一人闲着，是王道，十人干活一人闲着，是强国之道，一半人干一半人看，是危国之道，所以治理国家就是要多多让老百姓去务农啊。
其实这话说的是大实话，实业兴国、实体兴国、实干兴国吗，一点不错。错在哪了，错在你的主张好，不该把人家的一概否定了，还要燔人家的书啊。
当然，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好象秦孝公对这事不大感冒，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其实，就是秦国执行了也没有什么，当时是国际社会，百家争鸣，各国不会效法秦国去焚书的，没有多大杀伤力。
不过，后世的秦始皇焚书倒是干脆得多，其实在论及秦朝灭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俗人一哥说，秦孝公当听商鞅之强国霸道，秦始皇当听商鞅之王道啊，法家讲究时也、势也、术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