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智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然而以正治国，虽是合于正道，仍是有为而治，以奇用兵，仅止于暂应一时之变；若用正奇这两者来治天下就不合适了，我何以知道会这样呢？只要从下面几个无为而治的反面情形来看，就可以明白。
天下的禁忌太多，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便不能安心工作，生活愈陷于困苦。人间的权谋愈多，为政者互相勾心斗角，国家就愈陷于混乱。在上位者的技巧太多，人民起而效尤，智伪丛生，邪恶的事层出不穷。法令过于严苛，束缚人民的自由太过，谋生困难，盗贼就愈来愈多。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五千字的《道德经》成就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峰。在此时，我们不妨读一读《道德经》，用老子的大智慧，获得精神上的大清凉。老子的“清凉”主要表现在三个字上面：柔、静、慢。这三个字是人生的大修炼、大修行。人生如果能做到这三个字，不仅能从容不迫，更能很好地养生。
老子和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我多次阅读司马迁关于两人的传记，也曾几次阅读《道德经》和《论语》的全文，并对全部《论语》进行了译注评，因此对孔子的为人以及思想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对于《道德经》也曾反复研读，有些篇章反复背诵揣摩，对于老子为人和思想也逐渐清晰起来。人的思维是最难琢磨的，我忽然想到当年年轻气盛的孔子去拜见老子时，老子对孔子是那么爱戴和关怀，两次语重心长的告诫都可以看出老子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也可以折射出孔子的人生追求，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就在这平凡极其生活化的场景和对话中阐释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智慧，这真是太美妙了。那种场景是可以想象的，两位伟大哲人的音容笑貌也是可以想象的。
孔子见老子的具体年月，至今没有统一的可信的说法。我曾经反复揣摩过这个问题，如果按照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叙事顺序，孔子见老子则是孔子二十岁刚过的时候。孔子见老子大约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则没有什么疑问。总之，孔子还比较年轻。如果从语气体会，老子应该比孔子大二十岁左右。
孔子的生年当在公元前年，正是春秋末期，礼乐制度受到强烈挑战，各诸侯国内部出现卿大夫僭越擅权，国君地位不稳的时代。晋国六卿，鲁国三桓，齐国陈氏都很专横霸道。孔子是当时掌握礼乐制度知识最完备的人，洛阳作为东周的首都，理论上应该是礼乐文献和实物最全的地方，孔子出于求知的强烈欲望，才会有此行。
司马迁记载孔子见老子时候的语言，主要是老子告诫孔子的话，而孔子见老子时说了什么则不得而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是这样记载孔子见老子经过的：“孔子適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的思想之中的治国者无为无事，一国的政治看似混浊不清，其实有人民因生活安定，其德反而淳厚。治国者有为有事，一国的政治看似条理分明，其实人民因不堪束缚，其德反而浇薄。所以灾祸的里面，未必不隐藏着幸福；而幸福里面，未必不潜伏着祸根。
就好像那本是正直的东西，突然间竟变作了虚假；那本是善良的东西，突然又化作邪恶一样。世人看不透这个道理，每每各执己见，以己见作为是非取舍的标准。治大国好像烹小鱼不能常常翻动，常常翻动小鱼就会破碎；不可以朝令夕改，过于多事，否则人民不堪其扰，便会把国家弄乱。有道的人临莅天下，清静无为，使物各得其所，鬼神各有其序。
老子倡导的精神是让人类能否和平共处，在于大国的态度。大国要像江海居于下流，为天下所汇归。天下的雌性动物，常以柔弱的静定胜过刚强躁动的雄性动物，这是因为静定且能处下的缘故。无论是谦下以求小国的信任，或谦下以求大国的等视，都不外乎兼蓄或求容对方。
因此，圣人有鉴于此，便说道：我无为，人民便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也自己走上正轨；我无事，人民便自求多福；我无欲，人民也就自然朴实。故而为了达到目的，两国都必须谦下为怀。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大国应该先以下流自居，这样天下各国才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