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那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说是对《史记》既精妙又准确的评价。
《史记》是一部散发着思想和艺术光茫的伟大著作，问世以来，独步古今，以其思想之深邃、语言之精炼，令后世读者多能收到读史明智之裨益。
太史公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呢？这一问题，可以用太史公气贯云霄的一句豪言来概括：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毫无疑问，司马迁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
但是作为一名仰慕太史公的后辈读者，我常常为一种现象而感到悲哀。
这种现象就是，对于信道不笃的、视传统文化为落后为过时的人们，太史公的这句豪言壮语未免显得有些无力。
尤其是那句“究天人之际”，对于喝了洋墨水、穿过西装、所思所想全仰西方人鼻息的人，未免像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那样“下士闻大笑之”了。
在这里，“天”并不简单的指我们仰头望而及之的“天空”或“太空”，而说的是“道”，是《道德经》第一章中“道可道，非常道”的“道”。
历史不是简单地对住事的记录，尤其是中国史书，而是对中国道统的事件性演义，是对四书五经老庄等经典的证明。
所以中国传统治学门径便是“经史互参”。经是理，史是事，以经观事，以事证经。以经观事可以知变化之机，以史证经知圣贤之高明，令人对中华经典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比如，那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从大处说，纵观二十四史，从小处说，一家一人，皆是在为这句至理名言在做注脚。
如果读历史不明白这一点，或虽了解但终是迟疑，只能算些见树木不见森林，徒嗟枉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