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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文章当中我们已经考证过,“安刘必勃”的政治遗嘱并非出于刘邦的亲笔,而是后来者的杜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上期文章还相信“安刘必勃”是刘邦的政治遗嘱吗?那是有人蓄意造假的阴谋)
这个遗嘱中所提到的辅政三巨头,也就是王陵、陈平和周勃之间其实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权力制衡关系,而这正是汉高祖刘邦生前精心设计的。究竟刘邦的驾驭功臣的用人之道有何奥妙,陈平又在高祖、吕后两朝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呢?
我们如果站在周勃的角度去解读那份伪造的高帝遗嘱,那么这几句话将变得很有意思:
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史记·高祖本纪》
在这段文字中,“刘邦”将曹参之后的辅政重任托付给了三个人,据排名依次是:王陵、陈平和周勃。但“刘邦”对王陵和陈平的评价都以否定结束,只有周勃的考语是先抑后扬。为什么要说王陵“少憨”——太实诚,不懂权变?大概是指下面这回事儿: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史记·吕后本纪》
公元前年孝惠帝刘盈驾崩,吕后临朝称制,议封诸吕为王。君臣集议之时,右丞相王陵以白马之盟为由坚决反对封王诸吕的提议。可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同属丰沛功臣集团的周勃的响应。周勃曲徇了吕后的权威,对王陵釜底抽薪,导致王陵在廷议结束的一个月后被削夺了宰相的职权。
王陵坚持白马之盟不肯妥协,从政治立场来说无可指责。周勃在关键时刻明哲保身,出卖战友,事实上干了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情。可他却说王陵“少憨”,把王陵罢相的这口黑锅扣在了王陵自己头上。
委曲求全,暂从吕后。《吕后本纪》说这本是陈平与周勃共同的选择。但高帝遗嘱却单把陈平一个人拎出来批评——“智有余”。这三个字翻译作白话,就是你很聪明,只可惜太聪明了一点。这并不是称赞陈平的智慧,而是指责他世故圆滑,望风梯荣。
事实上,这是周勃对陈平的一贯评价。早在陈平刚刚投入汉军的时候,周勃就曾在刘邦面前这样告过陈平的刁状: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史记·陈丞相世家》
陈平和周勃的矛盾由来已久。但这个矛盾产生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陈平世故而周勃质朴。他们二人的纷争说到底不是性格的分歧,而刘邦身边的参谋集团与丰沛功臣集团的相互制衡。
这套制衡机制正是刘邦为了巩固君权、抑制强臣而精心设计的。同是脱颖于秦末起义的枭雄,刘邦的驭人之术和老对手项羽可有霄壤之别。项羽任人唯亲的臭毛病举世皆知,从楚营投靠过来的陈平就说:
“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史记·陈丞相世家》
和项羽不同,对丰沛功臣集团,也就是那帮自沛县起义便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刘邦从未给予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
(陈)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中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中略)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史记·陈丞相世家》
陈平最早是魏王咎的下属,后来转投项羽。继而又因项羽的猜忌,再从楚营叛变,前来刘邦帐下效力。对这样一个“三姓家奴”,刘邦不但没有猜疑鄙视,反而任命他做汉军的监军使,盯着诸位将军们,这个决定一下就让周勃等丰沛功臣炸了窝。他们指责刘邦轻信降虏,委任不当。
但客观地说,这正是刘邦善于驭下的表现:陈平既是从楚营叛变过来的,在汉军中便素无根基。让他监视丰沛功臣,事实上杜绝了陈平结党营私的可能——丰沛功臣不满陈平的监督,必然对他施加强大的压力,这只会逼迫陈平更加紧随刘邦,否则他根本无法在汉军中立足。
反过来说,丰沛功臣虽然追随刘邦多年,但其中如王陵、雍齿之辈对刘邦并不心悦诚服。这帮子旧臣多半手握兵权。不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单靠乡党情谊,能约束他们,不至举兵造乱吗?
让不带兵的陈平和带兵的周勃相互制约,只有这样,刘邦的地位才最稳固。所以周勃越是在刘邦面前中伤陈平,刘邦就越要重用陈平。陈平就像套在烈马嘴上的嚼子,马儿越是挣扎,嚼子须得勒得越紧。
丰沛功臣集团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就算刘邦授陈平以“尽护诸将”之权,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也是看顾不来的。因此,刘邦身边绝不可能只设陈平这么一个眼线,其他半路投靠刘邦的参谋顾问也会分担类似的使命,比如张良。
公元前年刘邦藉任命相国的名义派五百卫队监视萧何;第二年亲征黥布,又令太子刘盈监视关中驻军,约束萧何的兵权。这些举措都始于张良的建议。(关于这一点,详情可以参看往期文章西汉宫廷的权力之争:留侯张良为何一再建议汉高祖刘邦提防萧何?)
萧何是丰沛功臣的领袖,在刘邦的乡党故人中势力最为强大。张良一再提醒刘邦防嫌萧何,他的作为其实与护军中尉陈平监视周勃等人没什么两样。
看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理解下面这件事:刘邦称帝后屡兴易储之念,为何太子刘盈的生母吕后要去求助于张良呢?
从表面上看,自汉二年(公元前年)刘邦建储以来,太子和吕后长期待在后方。他们与坐镇关中、支持前线的萧何应该有更多接触的机会。至于张良,作为刘邦的战略参谋,长期追随刘邦在关外征战,与太子、吕后并无交集。吕后要结强援、保太子,为什么不找萧何,却找上了张良?
刘邦之所以不满意太子刘盈,是担心他性格仁懦。怕有朝一日自己撒手人寰,这个儿子驾驭不了以萧何为首的丰沛功臣。而张良屡次献计刘邦,要求对萧何的权力进行约束。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甚至提出让太子监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吕后不与张良结盟,她又该找谁呢?
同样是刘邦的顾问高参,同样肩负着制约丰沛功臣的使命,陈平的行事作风与故韩贵族出身的张良又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贫寒子弟有着比张良炽烈得多的功名欲望,但却没有张良那么多贵族道德的约束与忌讳。为了超越自己的阶级,跻身上流社会,趋炎附势、改换门庭,甚至是攀援裙带关系,这些张良很可能不屑不齿的事儿,到了陈平这儿全都百无禁忌:
及(陈)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中略)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史记·陈丞相世家》
早年,陈平这个贫苦书生就是因为鼓起勇气娶了一个死过五任丈夫的富家女而攫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反秦起事,他又朝秦暮楚,几番跳槽。周勃在刘邦面前挤兑陈平,说他趋红踩黑、操守不仅,这倒也是陈平的作风,只是这样的人未必就要不得。
相反,对刘邦和吕后来说,陈平的作用还不可或缺:
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中略)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媭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媭谗乃不得行。——《史记·陈丞相世家》
刘邦在去世的两个月前,听到了丰沛功臣樊哙将要造反的谣言。盛怒之下,急命陈平陪同周勃前往伐燕前线,解除樊哙的兵权,并将其就地斩首。这一趟,陈平的使命本是监督周勃执行刘邦的命令。可走到半道儿两人便得到了刘邦逝世的噩耗。
刘邦一死,太子嗣位,吕后必然掌权。而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刘邦命周勃、陈平驰斩樊哙,很可能把二人推到吕后的对立面上。照理说,同受诏命的陈平与周勃此时已经是一条绳上蚂蚱了,可陈平却没打算与周勃并肩战斗。他一听说刘邦去世,马上抛下周勃、灌婴等功臣外将,兼程返京,跑回吕后跟前儿献媚表忠心去了。
这件事儿形象地反映了陈平一贯的行事逻辑:他既不甘心像张良那样淡出政坛,又没有丰沛功臣的根基深厚。要保住自己的立锥之地,陈平只能尽量靠向最有权有势的那个人——大树底下好乘凉嘛。
陈平能为自己所用,对此吕后心知肚明。所以她非但没因为陈平受命监斩樊哙就敌视他,反而重用他为郎中令,并叮嘱说“好好辅佐新君”。这番叮嘱意味着吕后接纳了陈平的投靠,将他划归了“自己人”,与周勃诸将区别对待了。
周勃在高帝遗嘱中大骂陈平是个滑头,恐怕就跟陈平半道儿撇下他,靠拢吕后的这桩旧怨不无关系。
陈平既非周勃的一党,又因身负监军之责而与丰沛功臣素有芥蒂,那为什么在伪造的高帝遗嘱中,他会跟王陵、周勃并列辅政三巨头呢?
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刘邦称王以后,丞相的职权就一直被丰沛功臣把持。虽然在某些特殊时期,刘邦也曾先后授予韩信、曹参、樊哙等统兵大将以相国或丞相的职衔,但真正行使丞相权力的始终是丰沛功臣的领袖萧何。
在西汉的政治体制当中,丞相的权力本来就极大,正如陈仲安、王素撰写的《汉唐职官制度研究》所言:
丞相有时称为相国,承秦而置,秩万石,金印紫绶,地位最高,为汉初第一高官。“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几乎无所不统,权力也最重。(中略)当时不仅皇帝之未央宫中有殿,丞相府中也有百官朝会殿。皇帝要和丞相议论国家大事,还要亲临其殿。——《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丞相事权已重,而萧何自汉二年(公元前年)起还被允许便宜行事、先斩后奏,这更助长了相权膨胀的趋势: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史记·萧相国世家》
在中国的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本来就是痼疾。萧何手握这么重的权力,更兼族大宗强、盘根错节,这就难怪刘邦晚年一再猜忌于他,总想设法给他套上一副枷锁。
萧何谢世前,推荐丰沛功臣集团的二号人物曹参接任相国,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如果任其发展,丰沛功臣集团就有可能垄断相权,不容他人染指。
幸好萧、曹之间形不成年龄梯队,萧何薨逝的三年后,曹参随之亡故,这才让吕后和孝惠帝从强势相权带来的窒息感中暂时解脱了出来。萧、曹身后,丰沛功臣集团的其他成员暂时还不能匹敌他们二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这就为吕后削弱丞相权力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
于是我们看到,萧、曹原任的相国一职旋即遭到裁撤,权力也由新设的左、右丞相和太尉来分担。虽然为首的右丞相仍被丰沛功臣的代表王陵占据,但吕后毕竟打破了丰沛功臣独霸相权的格局,成功地在相府中楔入了一根钉子,这根钉子就是——陈平。
公元前年孝惠帝死后,正是陈平这根钉子帮助临朝称制的吕后冲破丰沛功臣的围堵,迈出了封王诸吕、重用外戚的第一步。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史记·陈丞相世家》
公元前年议封诸吕为王,王陵之所以坚决反对,并不是因为他对刘邦和汉室有多么忠诚。当年刘邦与功臣议定的所谓“白马之盟”,是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非刘姓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
前者划定了宗室的专属利益,后者保障了功臣的特权地位。这个盟约彰显了一份建立在利益交换和相互妥协之上的政治默契。
公元前年,孝景帝之母窦太后拟封外戚王信为侯。景帝因此召周勃之子、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前来商议,周亚夫正是援引“白马之盟”阻断了王信的封侯之路: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封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外戚封侯的提议都不会被丰沛功臣集团接受,遑论越过列侯,直晋王爵?
王陵虽然在高帝一朝并不得志,但他毕竟资历深厚。想当年刘邦发迹前还得规规矩矩尊他一声“哥”呢。现在刘邦不在了,吕后一介女流,居然要封吕家侄子为王?!那这些个追随高皇帝出生入死的老功臣该往哪里摆?难道老子们浴血沙场、战功彪炳,还比不过两个攀援裙带关系的后生小子吗?
就因为这样,当吕后就封王诸吕一事向群臣征询意见的时候,第一个问到王陵,他当即出言否决。王陵当着群臣的面儿跟吕后杠上了。双方各执一辞,互不相让,这时身为次辅的左丞相如何表态就成了左右胜负的关键。
如果左丞相力挺王陵,那朝臣中排名第三的太尉周勃就会迅速跟进。三公合力反对吕氏封王,相权就有很大机会压倒君权,吕后的动议多半儿要夭折。可实际情况是,轮到左丞相陈平表态的时候,这个被吕后收录门墙的“自己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吕后的支持。
陈平左袒吕后显然影响到了周勃的立场,他为了保存实力,选择了退缩,抛下王陵孤立无援。于是一个月后,王陵罢相了,吕氏封王遂成定局。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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