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还是《汉书》，可能都是多个史学家集体劳作的结果
班固的妹妹班昭在班固去世以后，又接续班固的工作，接续了《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这八表分别是《汉书》中的“异姓诸侯王表第一；诸侯王表第二；王子侯表第三；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外戚恩泽侯表第六；百官公卿表第七；古今人表第八”。这八表就有近五百页，近十万字，加上“天文志”，班昭和马续等人至少续作了《汉书》的九分之一的工作量。
班固的《汉书》的前部分，也就是汉武帝之前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与今人所看到的《史记》中的前汉部分大致相同的文字，这点，凡是看过《史记》和《汉书》的人，自已就会比较出来。关于《太史公书》的原始史料和其他前汉史料是怎么到了班彪手中的？我们前面已经推论了，这很可能是扬雄生前从朝廷图书馆中转抄出来的，然后，扬雄再将这些珍贵的史料交付到了班彪的手中。
而且，我们从《汉书》中可看出，连《史记》中都没有涉猎到的许多从汉高祖在蜀汉地初建汉政权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年之间的百年左右时间中的朝廷奏章、君臣对话及其朝廷重要遗事的纪要文件，也都出现了《汉书》之中。这说明，平生为东汉小军官和一介平民的班彪在扶风乡里中治《汉书》时，他手中的前汉史料丰富得惊人，甚至连东汉朝廷文秘阁的“兰台”也没有班彪手中的史料多，否则，就没有后来的官方学者杨终整编《太史公书》时只有十万言的故事了。
司马迁父子的《太史公书》只记录了前年的汉王元年至前年的汉武帝太初元年止；后来，扬雄又著作了前74年的汉宣帝登基皇帝位至西元5年的汉平帝死亡止的《续太史公书》。那么，前年的太初元年至汉宣帝登基皇帝位的前74年的这二十八年左右的《续太史公书》，作者就应该是褚少孙、刘向、冯商等人了。这就是说，无论是今人所看到的《史记》，还是《汉书》，可能都是多个史学家集体劳作的结果，其中，又尤其以司马谈、司马迁、诸少孙、冯商、刘向、扬雄、杨终、班彪、班固这九人主力著作了这两部历史巨著。
历史上已有“班固盗窃父书”之说。其实，今后，中国史学史还应有“班彪、班固盗窃扬书”之说。史书作为“掩恶扬善”的载体，今人不应容忍班固“窃父书，窃扬书”的胡作非为！有个情况，还需提及一下，即，四库全书本的《西京杂记》中，有一段葛洪所说的《汉书》乃刘歆（刘子骏）所遗的话语，其说过于稀奇古怪。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说班彪生前具备了主动窃取扬雄史书而成就了《汉书》前期工作的不良动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班彪生前就有故意隐没扬雄遗留给他《续太史公书》和其它珍贵的前汉史料的不良预谋。
否则，班彪的学生王充就不会在他的《论衡》中老实地交代了扬雄生前著述了汉宣帝至汉平帝之间的史书的《续太史公书》的历史事实了；班彪学生王充所言，可能说明，班彪的个人品格也许是好的，班彪个人可能在生前曾经实事求是地给王充透露了他的老师扬雄遗留给他的史料的历史事实。但是，相比之下，班固与班彪则不同，班固在东汉明帝时期被召至朝廷为官，且在官方庇荫下进行修缮《汉书》的后期工作。
在《汉书》问世前后，东汉朝廷又召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彰显儒家“三纲六纪”的“白虎观会议”，而且，班固就是这次“白虎观会议”的主角之一，他还在“白虎观会议”之后主笔撰写了重大影响中国后世的《白虎通义》。以班固这样的政治文官身份，再加之班固生前所表现出的个人政治文化骄狂和偏见，班固当然可能就会觉得隐没扬雄初作《汉书》历史事实，是他个人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表现了。班固如此作为，也许是悖于他父亲班彪本意的吧。
司马相如对“汉德”的一些诠释
司马相如的《难巴蜀父老书》中，提到了二十七个耆老大夫搢绅先生反对汉王朝去宾服西南夷。二十七者老大夫认为，介于过去“邛、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后，当地豪强叛乱甚多，所以，他们认为司马相如不应该再坚持开辟西南夷的宾服工作。而且，当时的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们还搬抬出了“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的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言论去指责司马相如开西南夷是不道德的。这就把司马相如逼至“道德”的死角了。那么，司马相如该如何回答这些“先生”们呢？
司马相如以“使者”的口吻回答这二十七大夫，司马相如说，如果按照你们这种说法，那么，巴蜀当年也就不与中原相通而开化了。而且，司马相如还指责这些“先生”们是“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意思是说这些“先生”们在国家如此重大开西南夷问题上，居然不去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却是坐而论道的夸夸其谈。同时，司马相如又把“皮球”踢给了这些“先生”，让他们来回答巴蜀与中原相通而大一统的进步。
司马相如为了证明什么是“汉德”，他特别列举了夏禹的事迹去刻意说明“汉德”的仁义政治情况。一是君王都像夏禹那样身亲其劳和勤政民，为人民大众解决实际生产生活问题；二是君王官吏能“拘文牵俗”，倡导社会流行一种良好的道德伦理秩序；三就是国家宜实行和平发展政策。司马相如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他认为“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这意思是说，四方和平共处的“兼容并包”政治现象，与天道原则是一致的。
紧接着，司马相如又列举了西南夷地区的一些野蛮情况去反证中国的汉王朝去边疆推行“汉德”的必要性。西南夷地区中的一些氏族部落和方国的政治情况非常野蛮，所以，司马相如认为自己发动巴蜀父老开辟西南夷去推行“汉德”。司马相如说，中国的汉王朝宾服四方而施行“汉德”，是仁义和道德的作为，对于野蛮未开化的地区和人民来说，这就如同是久旱之甘霖。
中国军队之所以北讨强胡，南征劲越，使“汉德”传播四方，如此，中国则可四方一统，中国与外域各邦国也就都能共同享受到和平与发展的政治格局了，各族老百姓也就会因此而“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所以，宾服西南夷等的作为，是继承弘扬了周王朝一统天下与和平共处的伟大事业的。二十七大夫和先生们听闻了“使者”的对宾服西南夷的重大意义的诠释之后，那些一度坚决反对司马相如宾服西南夷的先生们，就放弃了自己的偏见，承认了“允哉汉德”宾服四方的重要性，他们就同意和支持“使者”的西征事业了。
虽然《难巴蜀父老书》是司马相如虚构的一个故事，但是，他这文章是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去诠释和宣传当时汉王朝为什么要开辟西南夷大业的方针，所以，他这里所说的“汉德”，也可以被理解为大一统的“仁政”。司马相如所说的“汉德”的内核要点，是他的“兼容并包”！司马相如根据当时流行中国的天人观，认为天道的本质是包揽万物且平衡同生共处的，所以，人也应“勤思乎参天贰地”，也就是人的德行应该符合天道。
后来，蜀地思想家严君平将司马相如的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了“太和”思想体系，这也是蜀地思想家扬雄所说的继承前人前朝道统的“泰和”之道。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这三个蜀地思想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信奉道德政治的三要素，即“和、生，是”原则。司马相如的《难巴蜀父老书》中反复提到了“中国”这个概念，现在的一些人按照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位置去诠释“中国”，认为中原之国和“政治中央之国”就是“中国”，这种解释，当然是不能够成立的。
因为，秦王朝统一中国时，不仅仅秦国地处中原的西部之隅，而且，当时中原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也都明显落后于地处西部的秦国。后人能因此就说“中国”就被非中国的秦国所灭亡了吗？况且，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未必就地处中原之地，地处中国西北、东北、南方一隅的情况，则比比皆是！大秦的首都在西北咸阳，西汉、唐的首都在中国西北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南宋的首都在中国江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元、明、清三朝的首都则在中国东北部的北京。
西汉末期扬雄对什么是“中国”诠释说：“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过此而往者，人也哉。”（《法言·问道》）由此可见，扬雄认为，当时的“中国”概念，主要是指意那种已经构建出了有利于天下老百姓的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制度及其相对公正合理的税赋经济制度的国家，而凡是归附于这种国家制度中的人，都叫做“中国人”。
应该说，扬雄的这个关于“中国”的诠释，即使是今天，也是难以超越的。扬雄对“中国”的本质诠释，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五政”，二是“七赋”，所以，我们只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的“五政七赋”的内涵，就可更深一步地理解“汉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