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重要名词解释汇总两汉

23、七体

七体形成于枚乘的骚体赋《七发》。七发就是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并以七段文字构成文章的本体。这种结构引起了后代的诸多模仿,《文选》遂将这些著作单列,命名为“七体”。

24、枚马

西汉时期大赋代表作家枚乘与司马相如的合称。枚乘的赋富于铺陈,描写生动,多用夸张比兴手法,代表作为《七发》。司马相如的赋体制宏伟,辞采华艳,奠定了汉大赋的写作模式,是汉代辞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子虚赋》和《上林赋》。

25.散体赋

也叫大赋,汉初形成,汉武帝至东汉中期最盛。它是汉赋的主要代表,居于主流地位。以写帝王贵族生活为主,既讽且劝,曲终奏雅,客主首引,韵、散结合。奠基之作为《七发》、成熟之作为《天子游猎赋》。

26.汉赋四大家

指汉代以创作大赋出名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前二人为西汉赋家,后二人是东汉赋家。

27.“劝百讽一”

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

28.《太史公书》

《史记》的原名。因作者司马迁曾任太史令,其文章中又屡屡自称“太史公”,故汉人多以此相称,也有称《太史公记》、《太史公百三十篇》的。东汉末灵帝时方有《史记》之称。

29.互见法

《史记》选取、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其法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本人传记中,而写入他人的传记里,以避免行文重复和影响传主的主要性格。

30.《史记》三家注

《史记》唐代及以前的三家最重要的注本,分别是晋(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31.班马

班固与司马迁的合称。司马迁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创者,其所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继承《史记》的传统,著作《汉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记载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与性格特征,文学性强。《史记》和《汉书》也是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

32.《汉书》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由东汉班固创作。由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四部分组成,全书一百篇,八十余万字。主要记载高帝元年(前)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的历史,目的是宣扬“汉德”。汉初史实,多承《史记》之义,并进行了一些剪裁、订补。

33.乐府诗

乐府原是管理音乐的政府机构,后来把乐府机构收集整理起来的歌辞称为乐府诗。魏晋以后,文人利用汉乐府旧题创作的徒诗也称为乐府诗。乐府诗主要收集在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

34.乐府

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秦代已有之。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

35.《乐府诗集》

宋人郭茂倩所编,是现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总集。辑录了陶唐至五代的乐府诗一百卷,主要从音乐角度分12类。汉代乐府诗主要保存在其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

36.《陌上桑》

汉乐府民歌,属相和歌辞,五言。题名出自郭茂倩《乐府诗集》,又叫《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诗通过罗敷拒绝使君调戏故事的叙述,歌颂了她坚贞的品质和不慕权贵、敢于反抗的精神,鞭挞了上层人物的荒淫,表达了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

37.《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也是中国叙事诗的代表作。它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因受到礼教迫害而被迫分离,最终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诗中对人物的刻画曲尽其妙:刘兰芝的贞刚、焦仲卿的温厚、焦母的霸道、刘兄的势利,无不入木三分。此外,个性化的对话和恰如其分的细节描写,展现了作者高明的叙事技巧。

38.《古诗十九首》

最早见载于萧统编的《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创作时代为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世,思想内容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都带有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感伤色彩。艺术上浑然天成,言近旨远,语短情长,耐人寻味。是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39.言事增实

这是王充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评。东汉时期谶纬流行,文学创作中出现“言事增其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就是不依据事实而随意夸大,有损于对真美的追求。这涉及到对文学创作的艺术虚构中,如何处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关系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40.金相玉质

这是王逸《楚辞章句》中对屈原的评价。屈原人格品质极为高尚,对待现实积极进取,在创作上,屈原的作品文辞绚烂,想象丰富,表达对光明的追求与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屈原的作品内容和形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且达到完美的统一。王逸对屈原作品“金相玉质”的评价,不仅对屈原的作品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对中国文学创作起了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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