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的器具。
智伯将赵襄子逼至几乎亡家灭种的绝境，赵襄子因而对他恨之入骨，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作为政治领袖，处事必须要有深谋远虑，不能任凭情绪宣泄而恣意妄为。赵襄子尽灭智氏之族，已经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又何必再去侮辱智伯？智氏作为晋国最大的家族，家臣故吏众多，岂会因一战而尽绝？侠义忠贞之士不忿于故主亡家灭种后尸首还遭到侮辱，舍命为其报仇，这应该也是顺理成章，必然会发生的。即便没有人舍命复仇，赵氏瓜分了智氏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战国策》上说赵氏多分了十城），将来该如何管理？纵使百姓们不敢举兵造反或者冒死行刺，可他们心里难道不会对赵氏充满抗拒吗？这势必会极大动摇赵氏的统治基础，增加赵氏的管理成本。赵襄子只因一毫无必要的情绪化举动，就造成如此恶劣的政治影响，实在是太不应该。
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故主报仇，就伪装成受刑的差役，暗藏匕首，在赵襄子的住处打扫厕所。赵襄子准备上厕所时，忽感心动不安，命人四下搜索，把豫让抓了出来。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伯死后已没有继承人，可是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个义士，我小心躲着他就是了。”于是下令释放豫让。
赵襄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或许他头脑冷静下来后，也意识到当初将智伯的头颅油漆后作饮器的错误。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豫让的冒死行刺是为故主智伯报仇，如果赵襄子当即处死豫让，则必定又会有后来人为故友豫让报仇。作为侠义忠贞之士的豫让，恐怕还真有不少同样不怕死的朋友。如此一来，赵襄子可就永无宁日了。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豫让被释放回家后，用漆涂遍全身，使自己身上长满癞疮。接着又吞下火炭，把自己声音弄得嘶哑。走在街上乞讨时，连他的结发妻子也认不出来。不过途中遇见一位故友，认出了他是豫让，故友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愿意投靠赵氏，必定能够获得赏识重用。到那个时候，你想怎么样做都可以，不是要更方便吗？何苦把自己伤害成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一旦我委身做了赵氏家臣，届时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自己也知道，我现在的这套做法想要成功，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为人臣子而又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于桥下。赵襄子的车驾走到桥前时，马突然受到惊吓。赵襄子下令搜索，再度抓获豫让，遂下令将其处死。
我们读《资治通鉴》这段文字，感觉是赵襄子第一次释放豫让，第二次就不再饶恕，抓到后就立即处死。可事实上，根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豫让在被捕之后曾与赵襄子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赵襄子和豫让，不知道司马光为何删去而不转载至《资治通鉴》中，现全文摘抄如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豫让，是晋国人，以前曾经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但一直没有什么名气。后离开转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非常器重和宠信。再后来，智伯出兵讨伐赵襄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合谋灭了智伯，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最大，把他的头颅油漆后作为饮器。豫让逃亡到山中，听说此事后感叹道：“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是真正了解我赏识我的人，我一定要舍命为他复仇，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唯有如此，才能让我死后的魂魄不至于感到羞愧。”
（此处译文略去《资治通鉴》已有记载之部分）
豫让告别朋友之后，没过多长时间，赵襄子正好要外出，豫让就事先埋伏在赵襄子必经的一座桥下。赵襄子的车驾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赵襄子说：“这必定是豫让在此。”派人前去查问，果然是豫让。于是，赵襄子列举豫让的罪过而质问他：“你过去不也曾经侍奉过范式和中行氏吗？智伯将这两家灭后，也不见你为他们报仇，反而是委身投靠智伯，做了他的家臣。现在智伯已经死了，你又何必这么执着，非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道：“我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为臣时，他们只是把我当一般人看待，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是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因此我也必须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赵襄子感慨叹息，流着眼泪说：“唉！豫先生，您为智伯尽忠到这种程度，美好的名声已经成就了。而我宽赦您到这种地步，也算仁至义尽了。请您为自己考虑考虑吧，我真不能再释放您了。”豫让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掩盖别人的美德，而忠贞的臣子理应为自己的名节献身。上一次您宽赦我，天下人无不称赞您的贤明。今天的事，我固然是难逃一死。可是我还是恳请您把衣服拿来让我击打一下，以此来表达我为智伯报仇的心意。这样，我就真的是死而无憾了。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也不敢有太多期望，只是斗胆向您陈述我内心的想法。”赵襄子为豫让的忠义所感动，便派人将自己的衣服拿给豫让。豫让拔出剑，对着衣服跳起来刺了三下，说道：“这下我可以在九泉之下报答智伯了！”说罢拔剑自刎。豫让死的那天，赵国的志士听说这个消息后，都为他痛哭流泪。
赵襄子允许豫让击打自己衣服的做法，无疑是正确而高明的。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赵襄子在成全豫让好名声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好名声。原本智氏的家臣，在得知豫让以击衣的方式为智伯报仇后，心中那种急切报仇的愤恨之情就得到了极大的疏解，他们也不必再舍命刺杀赵襄子了。甚至，他们还有可能会为赵襄子的宽厚仁义所打动，真心实意投靠赵氏。当初赵襄子以智伯头颅为饮器积累下的怨气，就通过允许智氏旧臣击打自己衣服的义举而释放掉了。
豫让死后，千百年来皆被奉为忠贞侠义之士。他留下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亦是千载流传的名句。胡曾，是唐代著名的咏史诗人，有咏史诗首，皆以地名为题，品评当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豫让桥》一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豫让酬恩岁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
谁有当时国士心。
然而，明初的方孝孺却对豫让相当不以为然，在其名篇《豫让论》中，方孝孺认为“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现全文摘录如下：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觍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士君子建立功名，侍奉主君，既然被称作知己，就应当拿出全部的智慧和谋略，真诚地劝告，巧妙地开导，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就予以消除，在动乱发生之前就维持住稳定，使自己不受伤害而主君平安无事。活着的时候是著名的忠臣，死了以后做高尚的灵魂，美名流芳百世，光辉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君子。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只是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捐躯自尽，沽名钓誉，惊世骇俗，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根据这个原则评论过豫让。豫让是智伯的家臣，在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后舍身为他报仇。豫让的显赫名声，即便是没有知识的平民百姓，也无人不知道他是位忠臣义士。呜呼！豫让之死，固然是可以称为忠了。我们只是惋惜，他在处理死亡的方式上，还是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仅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所要做的事情特别艰难，我是想用这种行为来让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我们怎么还能说他不忠呢？可是再看他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击打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只是把我当一般人看待，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至于智伯，他是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因此我也必须像国士一样报答他。”以此而论，豫让还是有不足之处的。
段规做韩康子的家臣，任章做魏献子的家臣时（应该是魏桓子，此处为方孝孺之误——姚注），也没听说主君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极力劝说他们的主君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通过割让土地的方式来让智伯骄纵，以加速其灭亡。絺疵作为智伯的家臣，也没有被当作国士来对待，可是他却能够洞察韩魏的企图而劝谏智伯要加以防范。虽然智伯最终没有采纳絺疵的谏言而导致灭亡，但絺疵已经完全奉献了自己的智谋和忠告，他真的是可以问心无愧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所谓国士，那是要为国家扶危济困的人。当智伯索求领土而贪得无厌之日，当智伯放纵欲望而荒唐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当竭尽才力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主君，对他说：“作为诸侯大夫，应该各自安分地守住自己分内的领土，而不要互相侵占抢夺，这是自古以来的礼制。现在我们无缘无故问人家索取领土，如果人家不给，我们必定会产生忿恨之心；如果人家给了，则我们必定会产生骄纵之心。忿恨必然会引发争斗，争斗则必定会导致失败；骄纵必定会导致傲慢，傲慢则必定会导致灭亡。”豫让应该耐心诚恳地劝谏智伯，如果智伯不听，那就再谏一次。如果再谏仍不听，那就谏第三次；如果第三次还不听，那就把后来伏剑自杀的行动放在这个时候。如此一来，智伯虽然冥顽不灵，但受到豫让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幡然醒悟，与韩魏保持友好，解除对赵氏的围困，以保全智氏宗族，使他们的香火祭祀不致中断。倘若真能这样，则豫让可谓是虽死犹生，岂不胜过日后击打赵襄子的衣服而后自杀吗？可惜的是，豫让当时就连一句劝谏开导主君的话都没有说。他看待智伯的败亡，就像越国人远远观望秦国人的肥瘦一样。所谓的国士之报，难道就是这样袖手旁观，坐等成败吗？要一直等到智伯被杀之后，豫让才压抑不住心中愤怒的血气，心甘情愿加入到刺客的行列，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不过，虽然豫让配不上国士的称号，但是与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可以成为君臣，厚着脸皮还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在豫让面前就真是个罪人了。唉！
对于方孝孺这篇文章的观点，姚尧是完全不认可的。可是由于此文名气甚大，流传甚广，还被收入《古文观止》，后人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赞赏此文，因此，为了不让读者产生理解偏差，我们有必要拿来作详细讨论。
按照方孝孺的逻辑，段规和任章在韩魏并没有获得国士的待遇，但是他们帮助自己的主君度过了危难。絺疵也没有获得国士的待遇，但是他多次向智伯献策谏言，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是反观豫让，获得了国士的待遇，却没有尽到国士的责任。那么，豫让应该怎样才算尽到国士的责任呢？方孝孺认为，豫让应该要在事先耐心规劝。如果智伯不听，豫让就要一劝再劝，如果再三劝不听，豫让就应该用伏剑自杀的方式死谏，用生命来点醒智伯。若能如此，豫让才算够格称得上国士。真的是如此吗？我们逐一来分析。
首先，段规是韩氏的家相，任章是魏氏的家相，曾经劝主君忍辱负重，又曾劝主君割让领土，这岂是一般臣属敢说的话？此二人政治地位极高，又深得主君信任赏识，所以才敢和主君说这种话而不担心被主君猜疑。方孝孺说此二人没有国士的待遇，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有国士的待遇？至于絺疵，他可以每日出入智伯的住宅，可以质问智伯为什么把自己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这样都不算国士待遇，那什么才算国士待遇？
其次，方孝孺认为，豫让没有在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极力规劝乃至于死谏，是没有尽到责任的表现。要照这么说，絺疵也没有尽到责任，他只是在水淹晋阳时提醒了智伯要提防韩魏，却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劝阻智伯向韩魏索要领土，也没有劝阻智伯发兵攻打赵氏。即便是在提醒智伯提防韩魏一事上，絺疵也没有如方孝孺所要求的那样“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则伏剑自杀以感动智伯”。絺疵只谏了两次，发现智伯听不进去，就为避祸而请求出使齐国了。像这种缺乏恒心毅力的人，方孝孺怎么能认为他已经奉献了自己全部的智谋和忠告，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呢？显然，任何人才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能说主君犯了错误，就都归咎于臣属，尤其是把主君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某一个臣属。智国劝谏智伯不要侮辱韩氏君相，絺疵劝谏智伯提防韩魏反攻，智伯只要听从了他们的谏言，就可以避免灾祸，为什么非得要求这些话必须从豫让口中说出来呢？
再次，方孝孺说豫让看待智伯的败亡，就像越国人远远观望秦国人的肥瘦一样。这简直就可以说是血口喷人了！你知道豫让当时在什么地方？很可能豫让当时根本就不在智伯身边，否则以他的忠义，在战场上就与智伯共存亡了。或许豫让正在为智伯看守大本营，或许豫让正在为智伯驻守边疆以防御秦楚，这都相当有可能啊！组织发展本来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难道只有心思缜密的谋士才可以称为“国士”，拥有其他方面专长的人才，譬如领兵打仗的将领，就不可以被称为“国士”？此前我们在讨论司马光的德才之辩时曾提到，司马光对于德才的理解过于简单粗暴，因而带来了许多混乱和漏洞。可是现在我们发现，方孝孺的人才观比司马光还要糟糕。
公元年，曹操征讨宛城的张绣，当军队驻扎在淯水时，张绣率众投降。曹操大喜之余开始忘乎所以，不仅放松警惕，每日与众将置酒高会，而且还收编了张绣之叔张济的遗孀，又重金赏赐张绣手下的骁将胡车儿。张绣又怒又惧，遂反水偷袭曹操。幸得大将典韦舍命护卫，曹操才得以逃脱性命。曹操在听说典韦战死的消息后痛哭流泪，招募间谍以取回典韦的尸体，亲自来到灵柩前祭奠，又派人将其送回原籍襄邑安葬，重用他的儿子典满，安排在自己身边。每次车驾路过襄邑，曹操都会用中牢的礼节祭祀典韦，甚至还曾经说过：“我在宛城损失了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都没有那么痛心，最让我伤心欲绝的，还是损失了大将典韦。”
显然，曹操是把典韦视作国士的，而典韦最终也是以国士来报答曹操的。但如果要按照方孝孺的逻辑，曹操的用人是错误的，典韦也根本不配称为国士。我们试着模拟一下方孝孺的说辞：“典韦应该在曹操得意忘形时劝谏他提高警惕，应该劝谏他不要每天置酒高会，因为张绣只是新降；应该劝谏他不要收编张绣的婶婶，因为张绣会感到耻辱；应该劝谏他不要对胡车儿施恩太重，因为张绣会多心。作为国士，典韦一定要耐心诚恳地劝谏曹操。如果曹操不听，那就再谏一次；如果再谏仍不听，那就谏第三次；如果第三次还不听，那典韦就可以自杀死谏了。如此一来，曹操虽然得意忘形，但受到典韦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幡然醒悟，加强警惕戒备，送回张绣的婶婶，以保住全军的安全。可是典韦什么都没有说，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曹操连续不断地犯错误，就好像越国人远远看着秦国人的肥瘦一样。所谓的国士之报，难道就是这样袖手旁观，坐等成败吗？要一直等到曹操军营被偷袭了，典韦才舍生忘死地断后。虽然救得曹操的性命，但毕竟让全军遭到了重创，还让曹操损失了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由此可见，方孝孺的这套逻辑是非常荒谬的，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公元年，曹操在赤壁之战遭遇惨败，行至巴丘时又染上了疾病，不禁感叹道：“郭奉孝如果还在，绝不会让我沦落到这种地步！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显然，曹操是将郭嘉视为国士，而郭嘉最终也是以国士来报答曹操的。可是，曹操此时为什么不感叹“典韦如果还在，绝不会让我沦落到这种地步”呢？因为曹操知道，赤壁之战的惨败是战略问题，是因为庙算时的谋划不佳，如果说臣属有责任，那责任也只是在谋臣，与典韦这些武将不相干。组织的发展需要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而领袖的责任就是把这各式各样的人才统合起来。可方孝孺居然因豫让没有能够劝谏智伯就对他彻底否定，其识人用人的胸襟气度与曹操相距何止以道里计？
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经常需要面临各种抉择。君臣之间意见不合，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惟其如此，考虑问题才能够周详，才能尽量避免出现重大纰漏。因此作为臣属，自己的意见（无论对错）被主君拒绝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可，哪有说一定要逼着主君听从自己意见，否则就一谏、再谏、三谏，乃至于最终伏剑自杀死谏的？在绝大多数战略决策上，通常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按照方孝孺的逻辑，那岂不是做一次决策就要死一半高级管理人员？甚至不排除还有这种情况，即众人的谏言都是错误短视，而唯有领袖的决策是高瞻远瞩的，那岂不是说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用自杀来逼着领袖退让？如果大家动不动就搞死谏，那队伍还怎么带？宋明儒生经常把本可以平心静气讨论的事务性问题，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高度，最后就在纠缠不休的党争中把国家给搞垮了。方孝孺日后辅佐建文帝削藩失败，多半也是由他自身见识有限、气度狭窄而又情绪激烈所导致的。
根据《明史·方孝孺传》的记载，建文帝即位后，任命方孝孺担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提升为侍讲学士，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有时候朝廷讨论事情，如果官员们难以做出决定，建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座位前写批复。当时编纂《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也都是由方孝孺担任负责人。后来燕王朱棣起兵，朝廷在筹划平乱时，所有的诏书和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由此可见，建文帝也是以国士待方孝孺的。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就是那么吊诡，方孝孺在《豫让论》中指责豫让虽受智伯国士之恩，却未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智伯避免危难。唯一的称赞，只是说豫让在智伯死后，舍命为主报仇，与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可以成为君臣，厚着脸皮还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人品还是要好很多。同样地，方孝孺受到建文帝的绝对信任和器重，却没有帮助建文帝平定燕王之乱，也就是被俘之后坚贞不屈，与那些投降朱棣的李景隆之流相比，人品要好得多。《明史》对方孝孺的评价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几乎完全就是方孝孺当初对豫让的评价，只是语气上更多几分尊重而已。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者、《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在撰写《明史演义》时点评道：“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试问方孝孺在被朱棣凌迟处死，诛灭十族之际，还能否想起当年那个被他鄙夷指责过的豫让？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
赵襄子（赵无恤）因为父亲赵简子没有立他的哥哥赵伯鲁为继承人，所以虽然自己有五个儿子，却都不肯立为继承人。赵襄子将赵伯鲁的儿子封于代，称代成君。代成君早逝，赵襄子又立代成君的儿子赵浣为赵氏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他的弟弟赵桓子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在位一年后也死了。赵氏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意思。”于是，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度将赵浣迎接回来，拥立为主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下赵籍，就是在公元前年三家分晋时的赵国第一任国君赵烈侯。
我们在分析赵无恤和赵伯鲁竞争储君之位时曾经讲到，赵无恤之所以能够胜出，靠的不是品德而是心机。也许正是由于争储时动用了不正当手段，这才导致赵无恤对自己厚道的哥哥赵伯鲁心存愧疚，故执意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后，而非要立赵伯鲁的儿孙。赵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或许正是当年赵襄子争储留下的后遗症。至少在赵桓子看来，既然你赵襄子可以夺哥哥的基业，为什么我赵桓子就不可以呢？当初，赵简子以赵无恤为贤德而立为储君，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骨肉相残。对于视礼教名分如天地一般重要的司马光，却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评价。
姚尧你的支持，我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