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司马迁传》：“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传统解释是：人死的分量、价值，有比泰山还重的，也有比鸿毛还轻的，因用在何处而不同。强调死的分量、价值，此为通说。
司马迁塑像
近年来有文章认为此说误：
这里所说的重与轻，绝不是分指死的意义的大小有无，而只是对各不同作用、价值和意义的死这一行为本身所持的态度。
它的原意是说：人生于世，本来都有一死，但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要把死看得很重。比如面临那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糊里糊涂的死的时候，要认识到生命是宝贵的，对死要看得比泰山还重，切不可盲目轻生。反之，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则应把死看得很轻。比如勇夫殉国，志士死节，在舍生取义的时候，就应该视死如归，把死看得比鸿毛还轻。（王同策《“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究何所指?》——《史学集刊》年第2期）
这种观点或表述为“在不值得为一种大义去死时，则不应当轻易赴死，要把死这件事看得重，要像泰山那样重。而符合大义去死时，则义无反顾，把死看得如鸿毛一样轻。”并以“珍视生命，重于泰山；慷慨赴死，轻于鸿毛”数句概括“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含义（王瑞来《司马迁“泰山鸿毛”的另一种解释》——原载《澎湃私家历史》）。强调对死的看法、态度，此为另一说。
另一说，王同策文谓已见于元张养浩《风宪忠告·全节》：“人之有死，犹昼之必夜，暑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讳。第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太史公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以重于泰山也。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
张养浩墓
《文选·报任安书》六臣注张铣亦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不以义相及，则命重于泰山；若遇明君，临之以义，命则轻如鴻毛，故死则一也，用之所归趣殊矣。”
谓《文选》李注“《燕丹子》荆轲谓太子曰：‘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与《报任安书》中的话相同。
并谓《燕丹子》借燕丹之口所说“大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其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与上列李善引为注文者意义吻合，均从理论上侧重说明死而有当，即赴之如归，视之轻于鴻毛。他引《报任安书》文字，证明己之观点。
文末引章学诚《文史通义知难》语“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言矣。’此士之难也”，以明其为“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者。
笔者则以为，司马迁语与《燕丹子》荆轲谓太子语语意固同，而张铣与张养浩语，是对司马迁与《燕丹子》荆轲语之曲解、误解。理由如下：
首先，从表达特点来说，司马迁语一向明白顺畅、直截了当。
四部备要本《燕丹子》
此语与《燕丹子》荆轲语意略同，皆说人死之分量、价值或重或轻，只看因何而死，常人一看便晓。岂若张铣所谓“若生不值明君，不以义相及……若遇明君，临之以义”、张养浩所谓“非其义则不死……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乃至王同策语之迂回曲折，其非“增字解经”，反致误会乎？
况张养浩已言“第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此即太史公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反之则为“有轻于鸿毛”者：语意如是而足，又缘何赘以“非其义则不死，所以重于泰山也；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不为蛇足乎？
其次，通说切合此语在《报任安书》中上下文意，而如二张所解，则违拗其文意。此语上文为：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
是说自己经历平庸，身份卑贱，为君王及世所轻，如“伏法受诛”，便一文不值，而为世人所嗤，故不能轻易就死。从而引出己之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照应“轻于鸿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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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则述己所遭受者乃奇耻大辱，己又非顾念父母、兄弟、妻子者，“亦颇识去就之分”，且“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我之不得已乎？以明己非恋生怕死，但忍辱负重而不轻易自尽，是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而死“轻于鸿毛”。此己之所弃，并非说“珍视生命，重于泰山”。
继而司马迁正面阐述，欲如古“倜傥非常之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师圣贤而发愤，垂空文以自见，著奇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己“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此照应“重于泰山”句。谓此己之所趋；而非说“慷慨赴死，轻于鸿毛”。
再次，任简他书“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例，以“分量、价值”之通说解之则恰切晓畅，以“看法、态度”之另一说释之则缴绕难通：
朱非书《报任安书》
1.三国魏曹植《黄初六年令》：“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身极轻，谤极重）
2.唐白居易《汉将李陵论》：“呜呼！予闻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生或轻于鸿毛。’若死重于义，则视之如泰山也；若义重于死，则视之如鸿毛也。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于义当死，则不惜其死，视死如泰山；于义不当死，则不轻其生。惜陵不死，其生如鸿毛）
3.宋李纲《与赵相公第十二书》：“夫为守圉捍牧之臣，而死城郭封疆，此固常理。然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方其平时请于朝者，无不从也；所以为守之之具者，无不备也：不能则继之以死，宜其有鸿毛之轻。”（守御条件皆备而失守，是守臣无能或怯懦，故其死轻于鸿毛）
4.宋欧阳澈《欧阳修撰集》卷七：“呜呼！东澈虽诬死，至今犹有荣耀；汪黄虽茍生，人到于今诛之不已。故虽以东澈之死，岂易汪黄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轻于鸿毛，死有重于泰山。’其斯之谓欤？”（东澈死重于泰山，汪黄生轻于鸿毛。故不以东澈之死，易汪黄之生）
5.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处死生》：“太史公曰：‘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程子曰：“感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感慨杀身者易，死轻于鸿毛；从容就义者难，死重于泰山）
6.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太祖怒，命以檛击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之死正得其死所！’”（“今之死正得其死所”，以“重于泰山”也）
7.明李贤《周是修先生哀辞》：“呜呼！义重于泰山兮，何一命之可留！彼龃龉之偷生兮，其视此宁不为之含羞？”（义重于泰山，故周先生不留命；而偷生者为之羞）
8.明李化龙《祭房、张二将文》：“呜呼！二将军之死也，经岁于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如二将军之死，轻耶，重耶？”（问二将军之死，重于泰山耶，轻于鸿毛耶）
司马迁墓祠
可证另一说误。
究持另一说者误解之源，愚以为略有五焉：
一则盖因好奇。
晋陶潜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太史公此文固奇，然奇于文义而不奇于语义、语法：“或重于泰山”即“有的死比泰山重”，“或轻于鸿毛”即“有的死比鸿毛轻”：
依常法理解顺畅可通者，当用常法；既说不清为何“‘重’与‘轻’，绝不是分指死的意义的大小有无”，又何必舍近求远，避易就难，弃简洁平实之说而取迂险之论，硬释为“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要把死看得很重”“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应把死看得很轻”，乃至还须加许多文字，方得出与简洁、顺畅之通说“截然相反”之结论？
恐求之过深，惊世骇俗，反致误解耳。不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之论乎？
明王延喆刻本《史记集解序》
二则由未详味太史公《报任安书》篇章布局，而不明其文意脉络：此文叙及李陵，为引出自己受辱之缘由；言己受辱之深，为强调自己忍辱不死之原因——不作轻于鸿毛之死；继而举文王、仲尼、左丘明等圣贤著述以传世之功，以明己忍辱不死之目的——完成《史记》之伟业，而死重泰山，永垂不朽。王同策先生于文义则多所误解：
如“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是说通常之士，宁可决计自杀，而不受牢狱之辱，以其将粗暴挫伤士人之气节情操，亦以明己受辱之深。而王文释为“说自己身为士子，受辱远不需至此，而早应死节，视死轻于鸿毛，理义昭著”，违背太史公之意。
又，“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一段，本说多少名重天下之王侯将相，尚且受辱，今我之受辱，又何足为奇。
王文却谓“下面又紧举九个‘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的名人‘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的例证，而得出‘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的看法”——是误将司马迁另一层说理（士人不能在受法律制裁之前自杀，受辱之后再自杀则为时已晚）误作上一层说理之结论（其结论本为“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谭嗣同节录《史记·张丞相列传》
又，“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接上文“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是谓“士”有气节、尊严，不可轻易折辱之。而王同策文谓此为“再斥有的人之不能赴死如鸿毛之轻”：复违司马迁本意。
况此曰“再斥”，其“一斥”又斥谁何？推王文之意，乃其所谓“九个‘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的名人，‘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
而此九“名人”中，为首即西伯，即司马迁下文赞美“拘而演《周易》”之周文王；“季布为朱家钳奴”，忍辱而后有为，亦当在司马迁仰慕之列：又安能“斥”为“不能赴死如鸿毛之轻”者乎？
又，“假令仆伏法受诛”，王文谓“这里的‘伏法受诛’是指因获罪而引决自裁，说这样自杀而死是无意义的，……因而要看重死，不能死”，即其所谓“视死重于泰山”（须说明者，“伏法受诛”非“引决自裁”，乃以“诬上”罪被杀。司马迁为不死，请求以腐刑代之）；继而又“说自己受辱已属至极，而大夫蒙辱死节乃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他既早已深明其理，又勇于付诸实行。
就死而言，则既无父母牵累，绝轻妻子顾念，都是在于说明自己早经悟彻，义理置前，已识所归，视死轻于鸿毛”云云——请问，此前后两说是否自相矛盾？太史公岂能出此矛盾之论乎？
连环画《司马迁》
又，王文说太史公“就其自身方方面面来说，为了蒙冤受辱，为了大夫不刑，为了义理所趋，为了烈士死节，均只自杀一途，断无生活之理，而自己早已视死如归，置之如鸿毛之轻”“千万条理由都该取义死节”，“而在迂回反复,起伏跌宕地论述之后,终于作出了自己不死理由的回答”——似乎司马迁经一番循环往复之“思想斗争”方改变初心（欲自杀而否）。实际太史公自始至终绝无“欲自杀”之念。
此正明王先生误解文意：太史公明说，即使蒙受奇耻大辱，亦“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因受辱而死，败坏大事，则轻于鸿毛。王文却谓“而大夫蒙辱死节乃天经地义的事”，太史公“深明其理，又勇于付诸实行”，“视死轻于鸿毛”——不皆与太史公“私心剌谬”乎？
故知说者未明刘勰《文心雕龙·镕裁》“篇章户牖，左右相瞰。权衡损益，斟酌浓淡”之理：作文当如是，解文亦何当不如是哉？
三则以未解司马迁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指“士”之两种“死”法：“人”非指匪人，亦不含“臧获婢妾”等非常人（《燕丹子》“烈士之节”、《东都事略》“大丈夫死”、李纲文“夫为守圉捍牧之臣”，皆可证之）。
司马迁《报任安书》重点阐述者，便是己决计摒弃“早自裁绳墨之外”或“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之念、“激于义理”而不愿受辱苟活之浅陋心理，以为如彼之死，乃“轻于鸿毛”；而欲效法前贤，完成传世著作而死，则“重于泰山”。
《燕丹子·西京杂记》
故将其语译为“人生于世，本来都有一死”，虽不必为误，但应“心知其意”：此“人”非指一切人。同理，《为人民服务》文将此语讲成“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王瑞来文引），分“人”为“革命者”与“反动分子”，乃现代人之发挥，亦不合司马迁语本意。
观清瞿其美《粤游见闻》载明末多人死清之事：“死有重于泰山者，张司马（兵部尚书张国维，不屈自杀）辈是也；死有轻于鸿毛者，方国安（总兵，先抗清，后降清被杀）辈是也；有死非所贵者，仍氏甘为忠臣，其何光少康之烈耶！更有死不尽其辜者，马士英（兵部尚书，被目为奸臣，降清被杀）、阮大铖（兵部尚书，降清，病死于随清军攻打仙霞关途中）非耶？”不以“死有轻于鸿毛”许“死不尽其辜”（死有余辜）者，是犹司马迁之遗意欤？
四则缘未解《燕丹子》荆轲“烈士之节”语意。
此语所在之段如下：
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燕丹子》
后日，轲从容曰：“轲侍太子，三年于斯矣，而太子遇轲甚厚，黄金投龟，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凡庸人当之，犹尚乐出尺寸之长，当犬马之用。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
太子敛袂，正色而言曰：“丹尝游秦，秦遇丹不道，丹耻与之俱生。今荊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国。今丹以社稷干长者，不知所谓。”轲曰：“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燕丹子》卷下）
荆轲之意，谓太子于我恩重如山，愿以死相报。但壮烈之士死节，“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只看为何事而死，请太子教导。
而太子丹不明其意，先言己受辱于秦，耻与之俱生；虽又“以社稷干长者”，却“不知所谓”（“所谓”者，何谓也）：说明其不知死有大小节之分。
荆轲本知太子丹之见地浅陋而胸襟狭隘，故有前问；后见其果然如此，便喻其不当令我为报君受辱之私仇而死，如彼则“轻于鸿毛”（荆轲固未语此，然其意乃在不言中）；而当令我为除强秦吞并天下诸侯之威胁而死，如此则“重于太山”——果明《燕丹子》荆轲语意，亦不至误解荆轲语为“为正义而死，就不把死当做一回事，而看得轻于鸿毛；若不为正义而死，就把死看得很重，重于太山”矣。
五则盖当归咎于王先生亦未区分“士”之死节有大小之分，以致混淆是非。
如彼列“应该视死如归,舍生取义”之情况，其一为“志士死节”，看似无可非议。然何者为“志士死节”？因不可辱而死乎？依王文之意，“‘士可杀而不可辱’，是该定死不辞的了”。
司马迁画像
如此言之，管仲受缧绁之辱，韩信遭胯下之辱，司马迁蒙宫刑之辱，亦该“定死不辞”乎？
无论王先生本意如何（尽管其亦言“不可为求取义死节的浮名而轻易地去死”），然而其一再强调，“就其自身方方面面来说，为了蒙冤受辱，为了大夫不刑，为了义理所趋，为了烈士死节，均只自杀一途，断无生活之理”，谓“千万条理由都该取义死节”，并一斥、“再斥有的人之不能（因受辱）赴死如鸡毛之轻”，不皆主张“志士死节”乎？并谓“真正的大夫,如获罪,远不用到要施加刑罚的程度,早就羞愧而自裁了”。
依其说，则受辱而不自裁，则非“真正的大夫”矣！而此正违司马迁文意。其实，士不为小节而轻死，已为传统儒者之定见。
《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可知如“匹夫匹妇之为谅”，受辱则“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为孔子所否定，亦为司马迁所坚决反对：
蒋兆和绘司马迁像
于《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己缘何不取此种固陋偏执之举，正作重点阐述。而王文则多次强调士大夫受辱必死，显然不合情理，是对司马迁生死观之误解。
突出之例，乃引用《燕丹子》燕丹语“大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其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以证其所谓“死而有当,即赴之如归,视之轻于鸿毛”之模糊、错误见解（不明何者为“有当”，即是模糊；以为受辱即可赴死如归，且“视之轻于鸿毛”，便是错误）。
其实燕丹所宣扬者，乃狭隘之节烈观，为孔子以及司马迁所坚决反对者。不深悟此，而欲侈谈司马迁《报任安书》所阐述之生死观，斯不亦远乎？
因王同策先生不悟燕丹所持乃狭隘之节烈观，而误以为正确，故非但导致其误解司马迁《报任安书》文意，且误解《燕丹子》“双士死节”之事：
王先生乃相信“田光因太子丹临别时嘱咐他‘愿先生勿泄’一句话，感到被人疑而不信，遂自刎而死”（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
其实以田光因一言受辱而死，未免肤浅：田光作为燕国名士，荆轲之知交，燕丹子以复仇事托之；光知此乃惊天动地之大事，有扭转天下大局之意义，遂权衡比较，推荐荆轲，以为“神勇之人”，非其人不可。此深谋远虑、睿智豁达之耄耋贤者，岂因一言之辱“自刎而死”（按，“自刎而死”乃《史记·刺客列传》语，《燕丹子》作“向轲吞舌而死”）哉？“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太过浅陋乎？
《史记会注考证》
田光实假借“节烈之士，不被人疑其行，宁以死明不言”之因由而自杀，伪示太子丹者；其真心乃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言，“欲自杀以激荆卿”：我可为信义、自尊“不爱其躯”，汝当如何行刺秦之事？
此他人难知而惟田光与荆卿心照者也。故荆轲不动声色，往见燕丹，达田光之言；太子却“惊愕失色”，正明其不悟田光自杀之深意。此意既经太史公妙笔点破，乃数千载后之读者仍祖燕丹之私惑，而辜负田光之苦心、太史公之史笔，岂非可遗憾者乎？
综上，愚以为王同策先生对《报任安书》及《燕丹子》实尚未“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通说解之方可，以二张另一说解之则不可也。
谨以此就教于读者与王同策、王瑞来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