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与竹简的世界》
刀剑与笔锋的碰撞，文人与帝王的较量。
秦始皇称霸青铜帝国，司马迁书写《史记》叙事，
谁才是那个定义世界的征服者？
内容简介：
“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是侯格睿独创的专门名词，也可以说是文学形象的比拟术语。这两个术语是对中国历史模型文、武两个层面的摹写。侯格睿在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司马迁与秦始皇争夺世界的画面。在这场比赛中，秦始皇凭借强制和暴力，而司马迁以道德重建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借助《史记》赢得了比赛。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定义世界”。司马迁将秦始皇拉回了他试图否定的历史序列中，接受历史的评价；他通过全面记载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贬的叙事手法，将汉武帝置于秦始皇评价体系之下，完成了竹简世界体系的构建。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微观模型，并让模型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秦王朝的崩溃与帝制的结束，表明“青铜世界”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秦始皇想把他的创造传之万世，只是一个幻想。司马迁创造的“竹简世界”，还将伴随时间的流逝与历史推演无限延伸，是真正的传之万世。
作者简介：
侯格睿（GrantHardy），北卡罗莱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年3月7日出生。年获得杨百翰大学学士学位，年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为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文献。
侯格睿：《史记》展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
《青铜与竹简的世界》是一本关于《史记》的书。《史记》写于公元前年前后，作者是汉武帝朝的太史令司马迁。把《史记》称为一本书，但实际上它与你现在所能看到的任何一本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首先，《史记》是用毛笔和墨汁写在数以千计的竹片上的，这些竹片被用三到四根丝绳串在一起，然后像遮阳的百叶窗一样卷起来，有卷。一个人要把最原始状态的整部《史记》握在手里是不可能的，你需要一辆手推车才能装得下。
就影响而言，本书与《史记》不可相提并论，虽然我和所有作者一样，对自己的书寄予厚望。司马迁的《史记》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文本，他写了一部全世界的历史（对他来说，世界就是中国及其邻国），描述了从最早的传说时代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整个世界，并定义了何谓中国。《史记》在中国历史和史学上有着重要地位，而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史记》的地位也不容小觑。由于物理形态的限制，《史记》最初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几个世纪之后，《史记》逐渐广为人知，并最终成为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中国的每个朝代都为它的前朝修史，以证明本朝的正统，《史记》是正史的典范，是中国历代正史中的第一部。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二十六部正史，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六史，近十万页，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料。
我的书遵循大家熟知的模式：我提出了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提出了合理的观点，引用了有针对性的论据，并仔细地注明了我所借鉴的其他学者的观点。如果一切正常，读者会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至少貌似可信。这是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尽管我的著作在分析、论证和文献运用方式上（更不用说才华和雄辩），与希腊古典史学存在差距，但显而易见的是，我继承了希腊古典史学的传统。
西方世界的读者翻开《史记》就会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史记》由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帝王事迹）、年表、书（关于音乐、历法、天文和经济的专题论著）、世家（记载封建贵族事迹）和列传。在《史记》中，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人物的信息，可能分散于不同的几个部分中，不止一次被提及，叙述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
《史记》几乎是一本作者遁形的书。显然，司马迁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故意在《史记》中弱化他的贡献，经常将史料转述或直接抄录到他的书中，很少评论和解释。即便是汉代人物的传记——这些最有可能就是司马迁自己创作的，也不带个人色彩，只泛泛而论，叙述中很少有第一人称。虽然大多数篇章的结尾都有至少一段的个人评论，称作“太史公曰”，这些评论十分简短、无规律可循，大多是直接引用别人的评价而已。此外，这些个人评论的作者是谁也模棱两可，因为著名的“太史公”可以指司马迁，也可以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史记》的创作中也扮演了一些模糊的角色。《史记》的最后一章貌似是司马迁的自传，但他用大量篇幅描述父亲和董仲舒对他的教导，而没有他自己生活中的细节。整部《史记》，司马迁拒绝用自己的声音和基于自己的判断去重建古史，对西方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创作了一部史书。《史记》是一部古代主题的史书，司马迁按照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用完善的体例呈现历史事件的全貌，他的评论则体现了他处理史料的娴熟技巧。从司马迁的评论中也可看出，他重视史料的精确性，《史记》中错综复杂的年表安排尤其反映了这一点。再者，书中对军事和政治事件的 西方汉学家热衷于探讨和强调《史记》与他们自己史学传统的相似性，特别注意司马迁在他的简短评论中所描绘的批评方法论，并将司马迁不带个人色彩的引用描述为“客观”。如果人们把它作为文献来源进行挖掘，以这种方式解读《史记》是可以的，但《史记》的基本结构是奇怪和混乱的。按照西方关于历史的概念，《史记》并不能轻易地对号入座；要想用西方的术语来建立它的可信度，似乎显得扞格难通。说到底，司马迁的《史记》建立在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历史概念和历史观基础之上。
在西方，历史是修辞学的一种形式。古希腊历史学家通过记载过去的事情，试图让人从中得到教诲、道德升华、激励、荣誉感，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成为历史，那么作者必须让读者相信他的记载是准确的、他的论断值得信赖。由荷马到希罗多德，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希罗多德意识到了听众充满质疑。随着历史写作的日臻成熟，历史学家从法律和神学，并最终从自然科学中借鉴了论证技巧，但基本的策略没有改变。历史学家一直努力试图让读者相信，他们关于过去的事情的重构是真实发生过的。尽管历史学家已经放弃探寻绝对真实，但是他们的叙述仍然要按照严格的论证和史料标准建立起来的合理论据进行检验。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偏见，承认自己研究方法的局限；我们可以尝试去解释，并且承认或许有更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我们一般都相信，通过合理的推论，我们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相反，在《史记》中，历史学家奇怪地缺席了。司马迁没有太多的考证，或根据他自己的观点去叙述。众所周知，读者想从《史记》中获取司马迁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史记》的目的不是宣告历史真相，而是引导读者理解历史。司马迁并不期望他的《史记》是历史的最终定本，他的写作风格强调的重点也不是他在认真筛查史料和比较差异方面的努力。事实上，他那些往往不确定的、矛盾的评论，相对于他真正的创作目的而言，是次要的。《史记》展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这种解释体系能让我们以一种不那么严格的推理的方法，与过去的世界建立更直接的联系。相比提供一种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更具说服力的叙述，司马迁努力将历史直接在我们面前打开，或者是将历史对我们有用的部分高度概括出来。《史记》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当你把它抱起来时（即使以现代的装帧形式，它通常都是好几册），你拿的是一个微缩世界。
《史记》中的所有体例都是按某种目的设计出来的，如果说《史记》是一种有用的世界模式，那么有人就会问：“有什么用？”《史记》中的一些记载，我们并不陌生：它歌颂令人钦佩的英雄，树立典范，进行道德说教，但最重要的是，司马迁并不是直接完成这一切。司马迁不喜欢直接提供结论和引用相关论据材料，他更愿意让读者自己成为历史学家。当然，西方伟大的史学家也总是避免公然的道德说教，但《史记》将这种对道德说教的回避发挥到了极致，按照西方史学家的标准，《史记》是一部未完成或证据不充分的作品。司马迁似乎故意放弃了对叙述的控制，这反而使他的叙述看起来更加可信。司马迁并未尝试过多地影响读者，他试图使读者相信，他们是从历史本身而不是从那些公认的历史学家那里获取知识的。这显然是一种被刻意文饰过的立场，因为《史记》中的史料是被精心筛选和细致编排过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防被带入传统的西方阅读历史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只有客观和主观的区别，而《史记》别有用意。
司马迁的历史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用写实的笔法记录超越普通因果关系的具体话语和行动，旨在以这样的记录影响世界。《史记》就是用这样具有表演感和仪式感的语言呈现这个世界的。通过《史记》中的命名、归类和排序，司马迁给予宇宙本身一种特定的结构。毫无疑问，司马迁并不同意这样一种自我肯定的叙述，他在《史记》中并未打算展示他的独创性和才华。司马迁也不明白西方关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区别。相反，他试图匹配相似的人或事，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即运用他的文字魔力）去归类。他的编排揭示了宇宙固有的模式，并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巩固了自然秩序。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由此内在地、神奇地联系在一起。
为混沌世界带来秩序是一种微妙的操作，司马迁想发现世界秩序而不是创造世界秩序。司马迁追求的不是准确性，事实上也无法足够准确。在司马迁看来，理想的编年史作家，不是客观记录每一个历史事件的人，而是一位能穿透事件表面发现它们所体现的道德真理的圣人。为了超越单纯的准确性，圣人依赖于对历史人物的直观理解，他们遵循客观世界道德准则，让他们在资料稀少的情况下，能判别哪些人合乎道德准则，哪些人背离了道德准则。对普通人来说，这种直观的关联能力可以通过注解去学习了解。我们研究历史——批判性地评估史料和我们对待历史的反应——是为了改变，非常期望随着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判断力会变得更清晰、更符合自然秩序。
我们不仅被历史改变，而且有能力改变历史，因为历史从未真正结束。当历史学家把有价值的人从默默无闻或不应有的声名中解救出来时，他们便在这些人的生活故事中又增添了一章。这不仅仅是令人愉快的转变：历史学家通过历史评论，在他们寻求揭示的道德世界的顺利运转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榜样影响着模仿者，历史学家参与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最后，没有什么是孤立的。
司马迁神奇的历史体系，以宇宙学为基础，假定了一种自然的道德秩序、相互关联和理想的圣人评判，这些都通过命名和分类来实现。在这一点上，把《史记》放在汉代儒学语境下并不困难，特别是《史记》与《春秋》传统紧密相关。《春秋》这部小书，记载了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鲁国的历史，过去一般认为其作者是孔子，它由一些干巴巴编年记载的关于鲁国国君死亡日期、正式出访、战争、婚姻和各种征兆的内容组成。尽管如此，它与孔子的联系，仍然吸引着东周和汉代的学者们在其编排和措辞的细微差别中寻求微言大义。到司马迁时代，《春秋》被看作是一个神奇的文本，包含了历史变化的原则和道德行为的模式。司马迁把他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是他和他父亲在汉朝宫廷的职务，后来他的《太史公书》被人们称为《史记》。但是，它其实应该被称作《司马迁的春秋》。如同《春秋》——至少是汉代的儒家所理解的，《史记》是一部书，但又不仅仅是一部书；它是一部历史，又不仅仅是一部历史。
《史记》描绘了世界，也展示了一种阅读世界的方法，并通过形式上反映宇宙自身秩序的方式来理解它。本书中，我试图探索《史记》构建世界的方式，同时，我会仔细研究《史记》自身的体例。每个文本的体例都对应一定的阅读策略，而《史记》不是一部简单易懂的史书。事实上，它好像故弄玄虚让你不容易读懂。
我着重 第五章到第七章，将《史记》看作一个儒家历史研究和圣贤评判的典范。我回顾了从孔子以来（特别是体现在《春秋》中的）儒家历史传统，指出了司马迁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我也注意到司马迁如何执行孔子对“正名”的要求。在接下来两章中提供的案例，展示了司马迁如何赋予史料意义。第六章是阅读《孔子世家》，第七章是关于司马迁对秦始皇记载的解读，秦始皇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反面典型，也是司马迁构建世界体系的竞争对手。
在最后一章，我探讨了司马迁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传统的道德观以及他的认知观。事实表明，《史记》看似客观，其实是司马迁对历史投入了个人情感的产物。
我试图弄清楚《史记》中许多同样困扰我的前辈的矛盾之处，所以有些重叠是可以预料的。我从这些早期的著作中受益匪浅，我向读者推荐这些著作，如文本批评和儒家经典，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常规问题的充分解答。然而，在许多方面，我的研究是对之前这些关于《史记》研究观念的挑战。在本书中，我建议将《史记》看作一个微观世界。虽然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阐释这一令人费解的古代历史的所有困难——事实上，我不懈坚持我终于（在两千年之后）找到了这部书的关键——但我相信，我对《史记》的阅读，突出并强调了一些以前被忽视的文本特征。在这个离司马迁已经很久远的时代，我们无法提供关于司马迁意图的确凿证据，但如果我对他富有想象力的著作的重建被认为是可信和有用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和司马迁不同，我的意图是很容易确认的，我希望能对司马迁构建的非凡历史和使之成为可能的知识环境进行一次全新的、引人深思的审视。
(本文为《青铜与竹简的世界》一书序言的一部分，由商务印书馆授权发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侯格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