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千龙网
《北纬四十度》里的故事非常漫长：它始于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代君主赵武灵王，时在公元前四世纪，讫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年）的乌兰布通之战，历时两千余载。全书所涉人物众多，他们大多和“北纬四十度”发生了关系，所以作为地理概念的北纬四十度还是一个历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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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四十度”的多义性
地理概念的北纬四十度与长城几近重叠，在它的南北分别生活着骏马驰骋的游牧民族与掘土开渠的定居民族。与此同时，历史跨度的介入，则使得这条纬线由共时性转向历时性：无论是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汉朝三将李广、卫青与霍去病，汉光文帝刘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抑或匈奴、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他们仿佛“共在”于一个作为历史概念的“北纬四十度”。不同时空的人们千百年来于此遥遥相望。
“北纬四十度”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包含着作者倾注此书的主要关切：“以长城为标志，北纬40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围绕北纬40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虽然不能完全变成对方，最终却也难舍彼此。”质而言之，文化意义的“北纬四十度”指向的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而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乃是“北纬四十度”的一体两面，对此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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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李广、卫青、霍去病
纵览全书，第一位出场人物是赵武灵王，他在公元前年推行的“胡服骑射”首次显示了北方民族对定居民族的影响，这是汉民族第一次“师夷长技”——弃宽袍大袖，取短袍窄袖；弃步兵作战，取倚马弯弓——都城位于邯郸的赵国，职是得以将长城向北修筑至今天的达巴图音苏木。作者视赵武灵王为“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说来《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里写到的北魏孝文帝何尝不是如此。两相对照，赵武灵王选择“胡服骑射”，恰似拓跋宏将国都由大同南迁洛阳；前者是汉民族第一次主动向游牧民族学习，后者是游牧民族的“自我革命”。
《汉家皇帝的滑铁卢》《失败者之歌》《青春帝国少年行》《在战争的另一边》组成了《北纬四十度》的“汉朝部分”。这一部分始于“白登之围”（它开启了汉朝四百余年与匈奴断断续续的“和亲”），复又结束于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昭君出塞”。
“汉朝部分”的中间段落，是作者逆太史公之笔法，对汉朝三将作出的重估。他在书中提醒我们特别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卫青与霍去病在《史记》中是合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战绩远在两人之下的李广反倒被单独列传（《李将军列传》）；第二，卫青与霍去病此后又被太史公“请入”《佞幸列传》，与邓通、赵同、李延年等人为伍。作者在此点明的，即是发端于《史记》的以个体道德水准图解历史的模式。既如此，司马迁记录汉文帝评骘李广之言（“惜乎，子不遇时！”），恐怕也是史家自我安慰之语：他在同样“子不遇时”的“飞将军”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并投射出极大热情，又在卫、霍两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得以“遇时”的机巧：“贵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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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复杂性的指认
作者在自序中坦言希望借此书“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依笔者之见，这“尊重”或可归功于作者对历史复杂性的指认。
复杂性可以分两点来谈。我们以往的历史通常从结果写起，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