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里程碑式作品，其中记载的三皇五帝时期的大同社会、禅让制等等都让后人心神驰往。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出土，对《史记》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怀疑也逐渐出现。
在西晋时期出土的一本史书，成为论证《史记》中三皇五帝时期史实真实性的强烈论据，甚至可以说这本史书足以颠覆《史记》。
这就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成书之后埋于魏襄王之墓。
西晋初期的盗墓贼不准（不准，人名）在盗魏襄王之墓时发现，不过不准盗墓时就用地上的竹书点火照明导致一部分损毁，因此经由整理后共计十三篇，记载了自三皇五帝到战国魏襄王时期的历史。
不过此书后来又经历了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等一系列战乱后佚散，宋代时已经出现了古今版本。
现在通行的是由我国当代史学家方诗铭和王修龄等人辑录而成。
之所以说《竹书纪年》具有颠覆我们史学观的效果，是因其中记载的尧舜禹、伊尹等时代大量宫廷政变和血腥夺权，远远不是像《史记》中描绘的那么美好，那么理想化。
大家都知道《史记》中记载的尧舜禹的故事
尧成为天下共主后挑选了才能卓越、品德高尚的舜作为接班人，在尧晚年时退位，禅让于舜。
而舜在位时，又选择了治水有功的禹作为接班人，晚年禅让于禹。
就是让后世士大夫津津乐道的“禅让制”，但是在《竹书纪年》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可谓是大相径庭。
在这本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昔尧德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这种说法不仅仅是《竹书纪年》一家之言，在《尚书》中《皋陶谟》记载舜在开会的时候说要将丹朱杀死，并且要绝他后代，这表示当时舜并不是通过禅让得到帝位，尧其实是将帝位为传给了儿子丹朱，但是舜发动了宫廷政变，夺取帝位。
无独有偶，舜在晚年是想将位子传给儿子商均，被禹发动政变，将舜流放到苍梧而死，这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的“禅让制”。
那这种说法合理吗？
其实在历史上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韩非子在《韩非子·说疑》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而且在尧舜禹时期中国已经度过了原始部落的蒙昧时期，经过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之后，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这意味着人是不大可能会将自己奋斗一辈子的财产交给外人。
所以我们看禹即位后就加强扶持自己儿子的实力，在禹死后，他的儿子启能够击败伯益顺利继位。
除了这件事外，《竹书纪年》还记载了伊尹流放太甲的故事
《史记》中记载伊尹辅佐了商朝五代君王，其中在辅佐太甲时，由于太甲德行不好，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宫反省，等到他改过自新后，重新迎其为大王，最终太甲励精图治，成为明君。
但是这段历史在《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是伊尹将太甲流放桐宫后，自立为王，三年后太甲从桐宫逃出，联合旧部一块将伊尹杀死。
伊尹作为辅佐商汤的谋臣，如果将伊尹的罪行公布，那么就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因此太甲只是将伊尹杀死，不但没有公布罪行，反而大加封赏，接着重用他的儿子，来掩人耳目，因此历史上才会有贤相伊尹的美谈。
除了这两件事外，《竹书纪年》中还有很多和《史记》中记载的史实背道而驰的事，那么这两本史书究竟谁更可信呢？
其实《竹书纪年》也仅仅是比《史记》早二百多年，对于三皇五帝和商周时期的历史，也不比司马迁要知道多少，但是如果从人性角度思考，《竹书纪年》要更合理一些，政治哪有什么美好温柔，有的只是刀光血影。
并且在经过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等战乱后，《竹书纪年》散失了很多，直到宋代时又重新修订，这样一来也降低了它的史实真实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它和《史记》谁更真实，只是通过《竹书纪年》让我们可以在另一种历史角度去看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