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英国）培根
中国的历史是一首绵延不绝、经久不衰的绝唱，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将相，文韬武略、抵御外辱的英勇将士，满腹经纶、饱含学识、思想光辉的文人墨客，还有那些侠肝义胆的市井布衣，他们的传奇故事谱写成一首时而悲壮激越、时而奋发激昂、时而婉约绵长、时而哀怨凄凉的史歌。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是西汉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后而成的一家之言，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在中国史书上的地位可见一斑。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史记》却为何能位居《二十四史》之首？下面跟笔者一探究竟！
要说成书最早的史书，当属于《尚书》，它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汇编。还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史记》成熟年份较早，但成书较早的史书和记录历史事件较早的史书《史记》都算不上，那为何《史记》不但能编入《二十四史》而且还能位居二十四史之首？我想，不外乎下面几个原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它不同于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春秋》，也不同于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国语》，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是中国古代史书编写的规范。
《史记》的史学价值。
《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汇贯通，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但他的本质是一部叙事性散文。语言磅礴，文字生动，笔力洗练，感情充沛。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作者为人物作传，不只是一般记叙人物的事迹，而是努力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来，使之成为个性鲜明的典型。
如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为小人物立传。
这可能是《史记》最不同于其它史书的特别指出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侠客精神在先秦及西汉时期甚为流行，但史书少有记载，而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豫让、剧孟、朱家、郭解等平民游侠立传，而且不惜笔墨，大书特书他们的英雄气魄。如嗜杀成性的郭解被描写成一位重侠重义的人，在司马迁看来，游侠这些小人物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并非只有匹夫之勇的刺客都能称之为侠，他必须还要有很多的精神。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单独写了一章《游侠列传》，而且还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形象。如《伍子胥列传》中的渔父、《项羽本纪》的田父以及《淮阴侯列传》中的漂母。
这些虽是小人物，但却都在历史的演变和推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如果没有救命恩人渔父，伍子胥可能在到达吴国之前，就被楚国的军队追杀了，这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也就不可能有“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的壮举，更不可能有伍子胥数次以忠言谏夫差的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