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学场域内的传源于《史记》所创之列传，这一体式在后世得到广泛应用，不仅成为古代正史书写的主体，同时也对其他传记文体如碑、志、铭、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部作品虽然属于广义上的“文学”，但长时间不被纳入文章总集，未能成为狭义上的文学之一体。典型的表现是《文选》《文馆词林》《古文苑》等总集都不收录史部作品。
另外，“史传”一辞的内涵长时间内为史部的同义替换，为“国史传记”之意，不具有文体意义。如《文心雕龙》“史传”篇，主要讨论史书的体例和文笔，并非对传体体式的辨析;
同样还有《艺文类聚》，该书“杂文”部首设“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诸目，体现出“杂”的一面，然后始为“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等“文”之诸体，其中的“史传”亦是史部之意。史部作品成为文章之一体始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
《文章正宗》“叙事”部首录《史记》中的叙事片段，后择取《伯夷传》《屈原传》《孟子荀卿列传》三传，开了总集收录史传的先例。然该书所录局限于《史记》列传，亦未明确设置传体，到明代以史传入集的做法得到进一步地确立和扩充。
明初《文章类选》《文章辨体》等已明确将史传作为文学之一体。明初藩王朱栴编辑《文章类选》40卷，分文体为58，其中传体排在赋、记、序之后，于传体中首录司马迁之《屈原传》《孟子荀卿列传》两篇。
吴讷《文章辨体》内集50卷、外集5卷，收文体54种，于传体目录下收《荀子孟卿列传》《董仲舒传》《黄宪传》三篇。上述两书收录史传作品虽少，却代表着史传内部不同的书写样式。
对此，吴讷在《传体序题》中有所说明:“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择录《荀子孟卿列传》是因为该篇“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诸子。此体之变，可以为法”，而选择《黄宪传》是由于它“盖无事迹，直以语言模写其形容体段，此为最妙。”
《董仲舒传》以对策议论为主，与史传常体亦有所不同，作者虽未明言，其用意大概在此。徐师曾《文体明辨》在吴讷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史传“有正、变二体”(徐师曾)之别。
徐氏以《管仲传》《司马穰苴传》《平原君传》等以叙事为主者为正体，以《伯夷传》《孟子传》《屈原传》《黄宪传》等简述传主生平、侧重抒情议论者为变体。吴讷、徐师曾所录史传数量尚少，至刘节、贺复征则数量、比重都有所扩充。
刘节《广文选》收传体作品17篇，其中12篇为史传，作品来源除《史记》《汉书》外，还扩展到《三国志》。至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不仅大量择录正史列传，而且录及《左传》《国语》以及魏晋杂传。
该书收录编者认为的传体作品篇，其中正史列传篇，涉及《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等，为往代总集所罕见;又摘录汇编《左传》《国语》中的叙事片段35篇，将其命名为《晋文公》《齐桓公》《吴王夫差》《赵朔》等。
以《左传》《国语》中的片段为传的做法，终究有些名实不副。然而贺氏此举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左传》虽为编年体史书，以记述事件为中心，人物经历散见于各年月中。但《左传》不少文字叙述人物颇为集中，且文笔生动，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仍具有人物传记的意味。如贺氏所集《晋文公》《晋悼公》不失为二人的传记雏形。
至于《国语》则叙述人物更为丰满，贺氏收录的一些篇章如《越王勾践上》《越王勾践下》联合起来称之为“勾践传”亦不为过。
再者，徐师曾还首次将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用杂传亦列为“史传”，注意到杂传的文体特征，及其在传体演变中的地位，仍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另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贺复征将现在一般视为杂传的《鲍出传》《庞娥亲传》《夏侯氏传》《王弼传》《荀粲传》独立出来，列入文人所作“私传”(传体文)之中，认为这些以传命名的单篇作品已脱离史部的范围，当出自于别集，这对今人研究唐前传体文仍有所启发。
传体文又称“私传”、传叙文、散传等，指文人创作的以传命名的收录于别集中的单篇传记。传体文作为文章之一体进入总集的时间颇晚。西晋任昉《文章缘起》中已列传体，其文曰:“传，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任昉13)其推源传体而不言《史记》，似已专指文人私传。
由于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亡轶，其所谓“传”体的究竟意涵不得而知。唐初所编的《艺文类聚》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将传作为文之一体的类书，该书“史传”部征引文体中就有传，收江淹《自序传》一篇;在“人物”部征引传体中，收录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
这说明唐初已经将前代文人所作私传视为文章一体。至宋初编纂《文苑英华》，已明确设立传目收录前代传体文。明人对前代传体文的收录主要参考《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等总集，因袭色彩重，独创性不大。以《文章类选》为例。
该书由庆王朱栴号召编辑，于洪武31年(公元年)完成，收录明前作品共40卷，其中第7卷为传体。
首先收录《屈原传》《孟子荀卿列传》2篇史传，之后为传体文19篇，起自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终至元代揭傒斯《李节妇传》，其中除司马光《圉人传》、陈傅良《李斯梦鼠传》两篇为编者增加外，其他都拣选自《宋文鉴》与《元文类》。明人对传体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本朝作品的择录汇编上。
传体文又称“私传”、传叙文、散传等，指文人创作的以传命名的收录于别集中的单篇传记。传体文作为文章之一体进入总集的时间颇晚。西晋任昉《文章缘起》中已列传体，其文曰:“传，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任昉13)其推源传体而不言《史记》，似已专指文人私传。
由于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亡轶，其所谓“传”体的究竟意涵不得而知。唐初所编的《艺文类聚》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将传作为文之一体的类书，该书“史传”部征引文体中就有传，收江淹《自序传》一篇(欧阳询，卷五十五);在“人物”部征引传体中，收录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
这说明唐初已经将前代文人所作私传视为文章一体。至宋初编纂《文苑英华》，已明确设立传目收录前代传体文。明人对前代传体文的收录主要参考《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等总集，因袭色彩重，独创性不大。
以《文章类选》为例。该书由庆王朱栴号召编辑，于洪武31年(公元年)完成，收录明前作品共40卷，其中第7卷为传体。
首先收录《屈原传》《孟子荀卿列传》2篇史传，之后为传体文19篇，起自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终至元代揭傒斯《李节妇传》，其中除司马光《圉人传》、陈傅良《李斯梦鼠传》两篇为编者增加外，其他都拣选自《宋文鉴》与《元文类》。明人对传体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本朝作品的择录汇编上。
以往明文总集虽已注意到明初传体文的创作成就，但限于体量，选录作品较少，不足以突出明初传体文的成就和地位。如汪宗元《皇明文选》于明初作家只选录宋濂传体文3篇，其他如高启、解缙、王祎、方孝孺等人则无;陈仁锡《明文奇赏》已选录宋濂传体文7篇，解缙之作6篇，但其他明初作家作品选录极少。
黄宗羲则大量选录明初作家与作品，如选宋濂传体文12篇，位居第一，突出了宋濂在明代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选高启之作3篇，方孝孺之作5篇，其他如乌斯道、王祎、苏伯衡、解缙、刘楚等人也皆有选择，明初作家作品的比重明显提高。
至于晚明，由于时代限制，不少总集未能涉及，如《明文衡》选文至于成化年间，《明文苑》《明文范》止于隆庆之初，《明文奇赏》《明文征》选录传体文不涉天启、崇祯朝的作家作品。
《明文海》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明文海》对晚明作家颇为青睐，收录袁中道之作6篇，侯方域、赵南星之作各5篇，其他如钟惺、陈子龙、陈衎、陈继儒、王猷定等皆有收录。中国古代传记兼具文、史属性。
在唐宋之前，它主要是作为历史书写的文体，元明以来，传记中的许多类别从史部独立而进入文集，最终成为文章之一体，其文学体性得以确认。
然而这与西方的传统仍不完全对应，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古代传记具有丰富的文体多样性，内中各文体皆有独立的品格与演变历史。就古代传记之墓志、传体文、史传而言，三者虽同为叙事之体，但彼此间在生成过程、文体源流、题材风格、思想旨趣、文体功能以及语言、体例上的差别仍较大，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
又以传体文而论，近古以来，史传、墓志、行状等传记文体的文学性已大为衰弱，而传体文具有极大的综合性、包容性特点。
然而其往往篇幅短小，多具实用功能，这与西方传记在风格、内容、功能上仍有些许差异。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如何融汇中西比较的视野与胸怀，同时注意古代文体的背景与功用，或许仍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