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可谓家喻户晓，它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也都是极为高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资治通鉴》是否需要阅读呢？那肯定是的，但语言已经成为最大的代沟，我们脱离文言文环境上百年了，即使学校里学习过文言文，对于阅读《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也是不够的。所以能够阅读《资治通鉴》的读者万中无一，即是是阅读删减本、简化本的读者也是极少的。
一本书，既需要阅读，又没有自己完成阅读的能力，那怎么办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别人讲给我们听。但听讲座，需要有专门的时间、专门的场地，对于快节奏的现代人来说，完成这一任务也是一种挑战。还好我们现在有了这一套书——《资质通鉴熊逸版》，可以让我们以和老师授课差不多的形式，来了解学习《资治通鉴》。一套书的阅读既能有授课之感，又不受各种其他限制，何乐而不为呢。
熊逸，当代重要的一位思想者，坚持剖析着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得到上的各种课程都广受欢迎。他的讲课方式不仅仅讲授文本，更为重要的是脱离文本，从古今中外社会现实、个人智慧、人生体验等等方面构建着他的传统文化视角。可谓天下无新鲜事，现在发生过的事情，在古代也一定都发生过，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大的功用依然是让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更好，找准自己的生活目标，在遇到问题时不慌张，可以从古人智慧中有所借鉴。
《资治通鉴熊逸版》也依然是从上述的观点来解释这部皇皇巨著的。我们在被熊逸学贯中西的现代化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可以接受更好的人生感悟；我们在阅读那曾经的历史史实时，在熊逸的指引下，也可以舍身处地的从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我们在古代，是否能有更好的方法，是否能逃出历史的樊笼，走上一条和历史上完全不一样的道理呢？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反思现代，反思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受益。
这里随便举个例子，来观察一下熊逸的这套书的写作风格具体是怎么表现的。《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开始讲起的，而三家分晋也是被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分水岭事件，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在儒家学者眼中，三家分晋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而司马光作为儒家学者的代表，他的这部史学著作又有着“资治”的目的，《资治通鉴》从哪里开始也就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了。
熊逸把这些背景资料都一一理清在我们面前，而熊逸又抛给我们一个观点，《资治通鉴》成书的底色是为了“稳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没有比稳定最安全的了。“稳定”即是司马光个人政治思想的体现，也是他所处背景对于他的要求。司马光正处于王安石变法最为鼎盛的时期，而与王安石意见完全向左的司马光，被迫挤出政治的核心，这也才有了15年的空闲事件，来编撰这样一部巨著，这样一部巨著就没办法不体现出他个人的理想抱负。司马光讲究稳定，但是三家分晋正是不稳定开始的源泉，而从这里开始的《资治通鉴》也就真正有了“资治”的意义。
熊逸为了方便我们了解《资治通鉴》，把整个《资治通鉴》的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也明确的提出了他的个人观点：“要是让历史经验真能为人所用，就有必要让史书变得清晰易懂。要让史书变得清晰易懂，就有必要把现有的材料重新编排考定，去伪存真，删繁就简。提纲挈领”。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熊逸也一定体会到了司马光著书时所感受的“退而著书”的艰辛。社会之不幸，往往是诗家之大幸，而真正的成就不朽的名著，作者常常也要付出别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史记》开头的那句话，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熊逸开始了三家分晋的具体叙述。在这之中，既有一些远离了我们现实的古代常识的解读，比如《资治通鉴》那别具一格的编年体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么去理解，熊逸也从每一个历史史实去分析着各种历史史实的背景和经验得失。
三家分晋之前的故事来源就是智、韩、赵、魏四家的斗法。熊逸用了超长的篇幅给我们讲述着这个故事。当时智家是最为年轻但也最为强大的存在，他的地位凌驾于其他三家之上，智家家主智瑶就凭着着自己的地位开始向其他三家要土地，而三家中两家也都配合的这一举动。这也被认为是“欲将取之，必姑与之”策略实施的最佳案例。但熊逸也不忘提醒我们，这就是一种成功者书写的历史，因为智家失败了，这种策略也就失败了，秦始皇也使用过同样的策略，但秦始皇却成功了。当我们面对着各种问题时，一定要有着全面的眼光，不能有着片面的思维，那很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资治通鉴熊逸版》这种类型的论述到处都是，阅读这样一本书，本就是一种增长智慧的行为。更何况，这是一本极易读的书，有着老师授课的特点，让我们阅读没有障碍。所以看到网络上有句话“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读这一本《资治通鉴熊逸版》，深感同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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