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夏晴
中国传统史书的编纂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坚持秉笔直书，注意实录，这主要是受到儒家“子不语乱力鬼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首部，正统史书，里面却记载了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特别是关于人物命运预测，而且非常准，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史记》当中关于人物命运的预测有数百条之多，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对自我命运的预测，另一类是对他人命运的预测。
《陈涉世家》当中，陈胜在回答同伴说的那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不仅表明了自己不俗的志向，而且也是对自己未来功业的冷静预言。
项羽在见到秦始皇的出行队伍，没有像刘邦那样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是直接说“彼可取而代也”。后面果然如他所言，钜鹿一战，项羽击败了秦军主力，之后进入咸阳，杀了秦王子婴，彻底灭亡了秦朝。
陈平对自己也有着宿命式的预言，“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相比张良，陈平的结局好太多了，泽福子孙多代，虽然中间有绝祀，不过到了他的曾孙陈掌又继续得封陈氏，然而最终被废，跟陈平预测的差不多。
不过《史记》里面更多的例子是对他人命运的预测。
孔子少年时期被人看不起，他参加季氏的宴会被阳虎无情呵退，但独具慧眼的孟僖子认定孔子是位达者，对他很恭敬，而且还交代儿子，“我死后，你一定要拜孔子为师。”如今孔子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文化集大成者，享负盛名二千多年。
叔瞻看人很准，楚成王救了郑国，不仅好吃好喝，还毫不客气地娶了郑国国君的两个女儿，叔瞻就说，楚成王行礼内外无别，会没有好下场的。果然，后来太子商臣发难，楚成王被迫自杀。
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郑文公对他不是很客气，叔瞻就劝郑文公要对重耳好点，“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但郑文公不听。叔瞻见郑文公不听，为日后免遭报复，于是又建议郑文公杀掉公子重耳，然而郑文公也没听。后来公子重耳即位之后，果然对郑国进行了报复，叔瞻也被迫自杀。
公叔痤看人也准，他知道商鞅是个人才，于是就向魏惠王举荐，但魏惠王不听。于是公叔痤又劝魏惠王杀了商鞅，这把魏惠王都搞懵逼了，还以为公叔痤老糊涂了。后来商鞅去了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逼得魏国割河西之地，还迁都大梁，魏惠王才后悔，“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据粗略统计，《史记》当中记载的人物命运预测达数百条之多。有些预测是有根据的，比如孟僖子对孔子的预测，主要根据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三命而俯”典故，以及孔子“年少好礼”的举动，来预测孔子会成为一名达者。叔瞻断定重耳必定会得国政，原因是围绕重耳身边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
但是还有很多预言找不到依据，比如卫青在平阳公主府做骑奴时，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个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后来卫青因抗击匈奴有功，受封长平侯。
还有英布小时候，有位客人给他看相说，“当在受刑之后称王”。英布长大后，因犯法而受黥刑，后面因战功受封淮南王。按理来说，囚徒和卫青从未谋面，为何敢断定卫青日后会名震天下，官至封侯？还有那位客人为何凭什么预测小英布将来会称王？
按理说，司马迁有史家的清醒头脑，为写《史记》呕心沥血，所采用史料也务求真实，不应该这么“迷信”的。但他毕竟有时代的局限性，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恰是汉武帝推崇今文经，谶纬之学盛行的年代，对于一些事情情无法用科学来解释，还有考虑政治等多种因素，他只能将人生际遇与史料贯通起来，体现了他“究天人之际”的良苦用心。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叫“幸存者偏差”。名人没有成功的时候，世人的主流评价一般不高，但是当他们成功之后，话语霸权会淘汰掉大量不利于他们的评价，甚至还会在流传中加入大量的附会解释。所以，《史记》中所收集的人物命运预言，不排除是社会民众长期选择的结果，即大量的不准确的预言被筛选掉了，留下来的是相对准确的案例。司马迁也许没有想过对这些预言进行优胜劣汰，但他所能收集的史料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