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事分记到言事相兼”，实际上讲的就是古代记史的习惯、它的发展和它的变化。中国史学的发轫期，根据现存的文献，当产生于西周、春秋时期。传说中的古代典籍，是所谓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仅是传说，它到底是不是史籍呢?因为没有传下来，所以真伪难辨，很难说清楚。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才有不少完整的史书出现。
这里请大家注意：指完整的史书，如周王朝有《周书》《周志》，各国都有《春秋》，也就是说“春秋”这个名称，实际上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只是这些史书绝大部分都已亡，我们看不到了。那么它的体制到底如何，现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了。流传至今的，我们说“完整的”“最早的”，首推是《尚书》《春秋》等少数几部。古代史官的分工，是非常细的。我这里举两条文献的根据：一是《礼记》的《玉藻》篇。请大家看看，这《礼记·玉藻》篇里面说：天子……玄端而居。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就是说：凡是天子的举动，都要把它记下来——做什么事情，左史把它记载下来；说的话，右史把它记载下来。言跟行都记载下来，使君王能够谨言慎行，而且给旁人，给后人也留下榜样。《汉书·艺文志》里面说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跟《玉藻》篇有点不一样。
《玉藻》篇里说的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古代史官分工很细，有左史、右史之分。不管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是右史记言、左史记事，总之就是：中国史学发轫之初始著作，它是言跟事分记——言跟事是分开来记载的。根据我刚才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两条文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一点，中国史学史的起源之作与古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也就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末期。他的著作叫《历史》，也有的翻译作《希波战争史》，他这部书，被称为古希腊第一部史学著作。这部著作，前半部分叙述埃及、希腊、波斯等国的历史，后半部分是对希波战争具体过程的描述，书中非常重视情节的生动描写，还掺进了许多神话故事。而荷马的《史诗》，写的是古希腊历史，当然它严格说是文学作品。
因此，在古希腊的史学历史上，像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它们并没有言事分书的习惯。这一点跟我们中国古代的史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最早发轫期的中国史学著作，它是言事分纪的。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记言之书谓之《尚书》，记事之书谓之《春秋》，所以我们这里把《尚书》跟《春秋》这两部著作给简单介绍一下——虽然大家已经有所了解。记言之书《尚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其实它并非一部史家刻意而为的历史专著，也就是说不是一开始就由史家带有目的性的著作，它只是杂辑而成的一部书。清代，清代学者阎若璩经过二十多年的考证，写成《古文尚书疏证》这么一部书，论证了古文《尚书》的不可靠。
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不细说。《尚书》的文章汇集起来，我们把它称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因为里面有尧典、舜典、皋陶谟、伊训、大诰、康诰、泰誓、牧誓、顾命等这些篇章，这些基本上都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告。如《商书》中的《盘庚》——这是很著名、很重要的一篇——说的就是殷王盘庚为了动员迁都对臣民做的演说，换句话说就是商王盘庚为了动员迁都做的一个动员报告。
盘庚是商的第二十位君王，他为了避免水患，复兴殷商，要把都城从奄迁到殷，大概原来在奄地的时候，洪水经常泛滥，所以他决定要迁都，以此来振兴商朝。他要迁到殷去，也就是河南的安阳，但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所以他反复向臣民传达迁都的原因和目的，而且谴责那些守旧制不想改变状况，又贪图安逸，甚至散布谣言惑众的官员，希望臣民能与自己同心同德，敬天得民，以继先王之业。这就是《盘庚》的内容。文中虽有简单的记事，但主要在于记言。
大家如果去读读《盘庚》就知道。作者采用反复说理、铺陈申述的手法来表达盘庚训诰的内容。而且还用了很多的比喻，我这里举了几条，像“若颠木之有由蘖”“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等等，用了这些比喻，来增强说服力。像《无逸》这篇里面，也是比较鲜明的一—周公在告诫成王的时候，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以史为鉴”的方法，察往知来，放眼历史，放眼未来，借鉴历史经验以告诫成王，要吸取教训，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宏远的历史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