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名御寇，又名寇，亦作圄寇。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古帝王列山氏之后，先秦天下十豪之一。面对这样一个知名人物，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把列子写入《史记》呢？
这个我们还要从司马迁说起。
司马迁西汉景、武年间，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长大后，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去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董仲舒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
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
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
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崇尚公羊学和孔子的，是儒家学说的支持者和推崇者。而列子所主张的思想则与之大相径庭。
列子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对于人心的险恶，存在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嘲弄了一番。首先，《杨朱篇》明确地否定君臣纲常、礼仪教条。明确指出，应该让君臣之道止息，认为礼义是伪名，不过是追逐个人荣利的遮羞布。以讽喻的手法先提出“厚味、美服、好色、音声”是获得公民保障的前提，并称之为“达乎生生之趣”，然后反戈一击，抨击侯王为寿、为名、为位、为货的行为，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认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不违自然所好”，只有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才能保持人的天性，进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并指出名声是虚伪的，并以古讽今，对子产准备私授其弟以禄位丑恶现实是厌恶的，是极具批判锋芒的。“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对于社会不公平，对于人心险恶，在作出了犀利地揭露和批判。这就是要求儒家侯王放弃名利和各种私欲，做到返璞归真。
列子司马迁作《史记》效法孔子作《春秋》，弘扬儒家的史学精神，宣传儒家的价值观念。而列子的思想与司马迁所信奉的针锋相对，司马迁岂能为这样的“邪说”立传，不仅列子没有被史记立传，其稍早的列子所推崇的杨朱也没有被立传。杨朱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列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