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史记》，大家都不会陌生。这部书可以说是司马迁耗费了所有心血才写出的一部大作。这部书中有着司马迁太多的感情，有着司马迁太多的思绪，甚至我们可以说书即其人，人即其书。这段时间重新看《史记》，让我发现了有趣的一点，那就是《史记》中有列传七十，但是第一篇列传却是讲述两个失败者伯夷叔齐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历史人物太多了，成功的历史人物也太多了，为什么偏偏司马迁选了这二人开头呢？这其中又代表了司马迁什么感情？下面请听日航君为您分解这背后的故事。
一、两个失败者的开头
在司马迁的七十列传中，开头的第一篇列传叫做《伯夷列传》，里面记述了伯夷叔齐的故事。说实话，这一篇列传很短，而且伯夷叔齐的事迹仅仅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几乎都是议论。那为何说伯夷叔齐是两个失败者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当时周已经平定了天下，取代了殷商，而且周是站在一个正义者的角度去灭亡殷商。这个时候本来是天下归心，贤者共同辅佐周王室。但是却有两个不识好歹的人伯夷叔齐充当了殷商的殉葬者，两个人先是认为以下犯上是不对的，去劝说周武王罢兵，劝说无效后，两人又不肯吃周的粮食，最终活活饿死。
两个人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大家看到这里什么感受？我的感受是，这两个人是懦弱而且迂腐的，甚至可以说是没用的。
伯夷叔齐
如果你认为周王有错，那么你就应该拿出武器和周王决一死战，誓死捍卫殷商；如果你懂得变通，那么就应该在周王统一天下后重新出山辅佐朝政，发光发热；如果你有用的话，你就应该在殷商的时代便出来给天下百姓做点贡献。
但是这两个人什么也没做，反而是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最后双双饿死。这不由得让人费解，这两个莫名其妙的人，凭什么可以荣登列传第一？仅仅是因为两个人出现的年代早吗？
我们观司马迁的七十列传，其中有纵横七国的苏秦张仪、有战功赫赫的白起王翦，有英勇善战的韩信李广，即便是滑稽列传、刺客列传，其中的人也或是忠肝义胆或是聪明机智。但是从来没有像伯夷叔齐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出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是如此说自己对于列传人物的标准的：
“抚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司马迁认为，要入选列传，需要满足仗义而行，卓荦潇洒，保持自身原则，对于天下有大功这几个条件。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司马迁的标准去看此二人，他们真的够格吗？
伯夷叔齐这样的迂腐之人，真的够得上司马迁的标准吗
二、伯夷叔齐为何得以列为列传第一？
不得不说，这二人虽然迂腐，但是从始至终都是有原则的人，而且为了坚守自己的道义，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
最初伯夷叔齐二人面对的是父亲孤竹君传下来的王位。父亲想要让幼子叔齐为王，但是叔齐认为按照原则立长兄伯夷为王更适合，伯夷则认为应该按照原则谨遵父命立弟弟叔齐为王更合适这。这二人因为坚持原则最后谁也没当这个王，双双逃入山中。可以说面对这个唾手可得的王位，二人为了自己坚持的原则都放弃了。
此后便是二人义不事周一事了。此事说来虽然迂腐，但是伯夷叔齐不事周的理由却是其原则性的最好见证，他们认为：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在父亲死了的前提下，不去给父亲守灵反而匆匆出征，这是不孝；作为臣子却以下犯上讨伐自己的主公，这是不仁。
当然周武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例如说“解民倒悬”，例如说“商纣无道”。总而言之伯夷叔齐的理由是很难对周武王产生说服力的，甚至很难对天下人产生说服力，其中所有的，仅仅是对于自己原则的坚持。
面对着周王一统天下的局面，伯夷叔齐选择了绝食而亡而不是去充当周王的“舔狗”去侍奉周王。这也是这二人的道义所在。
二人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去服侍周武王
那么面对着伯夷叔齐二人的事迹，司马迁是怎么个看法呢？司马迁认为此二人：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
司马迁看来，在那个时候人人都争着为自己谋利，例如说各个诸侯都望风而争着投奔周王，纣王的臣子大师疵、少师强甚至抱着他们的乐器去投奔周王。人人都知道殷商要灭亡，周要兴起。人人都赶着去给自己在新王朝争一个好位置，为自己谋一个好前程。
但是在这个时候，只有伯夷叔齐两个人，面对着强大的周王发起了自己的抗议，唱起了自己的战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坚守了自己的道义。似乎千百年之后，这首《采薇》还流传在空气之中：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你可以说他们愚笨，也可以说他们伟大。
伯夷叔齐拦住周王的车子
三、司马迁写的，其实是自己
写到了这里，我想，司马迁写的不是伯夷叔齐，而是写的是自己了，写的是自己所坚守的道义，写的是自己所看到的原则。道义，在司马迁心中可能就像鬼一样，人人都在说它，但是没有人见过它。
到了春秋末期战国时代，人们就不怎么讲道义了。真讲仁义的宋襄公被大家嘲笑为迂腐蠢笨之人，似乎不讲道义已经成了一种风尚；张仪可以欺骗楚王许地“五里”而不是“五百里”，因此被大家称赞为“纵横大家”；汉朝的开国君主刘邦更是个无赖小人，一生多有欺诈行为但是兼并天下；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汉武帝刘彻可以擅杀宰相，可以侮辱朝臣，更是不讲信义之人。
而司马迁，则像唐吉坷德一般高举着自己道义的长矛向那不讲道义的世界一次又一次发动自己的冲锋，直到自己撞了个头破血流，直到自己伤痕累累，司马迁也不曾放弃。
司马迁向这个不讲道义的世界发起了挑战
在李陵事件中，司马迁认为李陵以不到五千人的军队，深陷敌阵之中，与强大的匈奴大军厮杀十余日，转战千里，耗尽物资，最终李陵力竭而降，这是英勇的行为而并非胆怯的表现。但是当时朝臣中没有一个人不骂李陵，人人都觉得李陵蒙受皇恩，就应该为皇帝战死，结果李陵反而投降匈奴，李陵真是个小人。
刀不砍在自己身上，谁也不会叫疼。大臣们可以说风凉话，可以诅咒李陵，可以迎合汉武帝，但是唯独没有人站出来为李陵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司马迁坚守道义，愿意挺身而出为李陵说一句公道话：
“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在司马迁看来，李陵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因此能得到士兵们死战的支持，就这样说，李陵与古代名将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李陵虽然现在投降匈奴，但是我观察李陵应该是想要暂时诈降，后面找到机会报效朝廷。现在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以李陵的功劳也足够帮助他将功补过了。
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说实话，司马迁说这话的时候，应该也明白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他知道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而且极要面子的人，汉武帝无法容忍一个失败的将军，一个投降的将军。当然，汉武帝也无法容忍那些忤逆他意思的人。
司马迁为了那道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起初是生命，后面是尊严。司马迁明白，此事之后，自己将“为天下观笑”，沦为天下人的笑柄，但是为了那道义，他还是愿意舍生取义。但是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还是借助伯夷叔齐讲求道义却落得饿死的下场向上天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为什么不讲道义的人可以应有尽有，讲求道义的人却要失去一切，这就是天道吗？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守那可怜的道义！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没有像个怨妇一样怨天尤人，而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只有在世人都污浊的时候，那残存的道义才显得难能可贵。
人人都讲求道义的时候，坚守道义很容易；人人都不讲求道义的时候，坚守道义就很难了。而司马迁恰恰就是那个在艰难的世道中坚守道义的存在！司马迁以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为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总还有有一些东西值得坚守的！
当然了，司马迁毕竟还是小小的毒舌了一下，在文章的最后，司马迁认为伯夷叔齐虽然坚守了道义，但是毕竟还是因为孔老夫子的夸奖两个人才得以出名的。因此司马迁得出结论，想要出名，还是需要攀附一下名人比较好一些。想到此处，司马迁不由得又愤怒了一下！
其实司马迁并不想出名，他想做的只是“成一家之言”，毕竟他为《史记》设想好了未来，那就是被烧掉或者一辈子不出名。但是司马迁没想到的是，他的《史记》在日后会大放光彩，他本人也会因为其故事而被代代传颂。
《史记》成为了后世最为重要的史书之一
四、总结
写到此处，我不由得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司马迁是第一个不为帝王作家史的人，也是最后一个不为帝王作家史的人。
这样坚持自己道义的司马迁，才是我们心中的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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