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中宇，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论繁与简。(一)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说顾氏《日知录·文章繁简》中提出了“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观点。他认为文章修辞要求传情达意，不应离开情意之达而执意求简。他以《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为例，说明其所以重叠“良人出，则必展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乃是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而这样的描写，正是孟子“文章之妙”。顾氏赞同刘器之对《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的批评，也赞同黄震《黄氏日钞》对苏辙《古史》简略不当的批评。如《史记·得里子传》:“母，韩女也。格里子滑稽多智。，《古史》却改为:“母，韩女也，滑稽多智。”黄震批评说:“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因而顾炎武要求辞达情意，自然成文。他强调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二)方苞、刘大櫆、姚鼐、魏禧主简论方苞《与程若韩书，中谈及“志”体的写作，从而论及繁简。他提出:“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史记》《汉书》长篇，乃事之体本大，非按节而分寸不遗也。”他认为“繁”则不能“工”，可见是主“简”的了。不过他所说的繁简，不仅指表达，也包括选材在内。刘大櫆《论文偶记》主张“文贵简”：儿文笔老则筒，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无德者眩，知德者厌。”此语最属有味。刘氏所说的“简”，不仅与风格、文辞有关，而且与神、意、理、气、味等有关。总的来说，兼指文章内容而言，重在文章的风格、境界。姚鼐在《与陈硕士》中指出:“作文须见古人简质惜墨如金处。”“叙事之文为繁冗所累，则气不能流行自在。”则偏重于语言文字表达之“简”。魏禧也主张“简”。他在《日录论文》中提出“古人文法之简，须在极明白处，方见其妙。”他要求做到字约而义丰，词简而义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极少的词句包含丰富的信息量，并且不用注释一看就明白。魏氏举出《左传》中“秦伯优用孟明”句就是简妙的佳例。因为只一“犹分字可以包含“五种义味”:“孟明之再败，孟明之终可用，秦伯之知人，不以再败而见弃，时俗人之惊疑，君子之叹服。”而这五种“义味”“皆一一如见，不待注释解说而后明。”魏氏称赞说:“如此乃谓真简，真化工之笔矣。”(三)钱大昕、魏际瑞论繁简并重钱大昕在《与友人论文书》中说:“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可见他反对方苞“文未有繁而能工”的观点，主张繁与简并重。魏际瑞主张不能孤立地论繁简，应服从于文章题旨、情理、气格的需要。根据文章题旨、情理表达的需要，他总结了三种情况:一是“文章有宜简者”。如《孟子》:“梁惠王日: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西。河东因亦然。”这“河东凶亦然”就是“宜简者”。魏氏认为、“移民移粟，述事而已，事止语毕，拔则无味也。”二是文章“不宜简者。，如《孟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箱之音，举疾首盛额而相告日: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翁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此段的主旨写王与民同乐则民闻乐而喜，不与民同乐则民闻乐而优。“情相比而苦乐著”，因此这种不宜简者，乃文章的题旨所决定的。三是文章“宜简而不得不详者”。魏氏举以《尚书·虞书·舜典》为例。从文章气格的角度考虑，魏氏认为，对古人文字中的累句、涩句、不成句处，如果修改后有伤气格，则宁可不改.如《公羊传》:“齐使跛者逆踱者，秃者逆秃者，妙者逆吵者”句，刘知几认为是烦句，宜删为“各以类逆”。魏氏则认为这样剧改有伤气格，“简则简，而非公羊……之文，又于神情特不生动。”主张“宁存其自然”。魏氏的观点比顾炎武更为具体而精当。但他还认为文不可用陈言，诗却可以用陈言，用古人成语。这种看法显然是有些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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