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甲辰
周慎靓王四年
秦败韩师于修鱼，斩首八万级，虏其将?、申差于浊泽①。诸侯振恐。
秦国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击败韩国军队，斩首八万人，并在浊泽（今河南长葛西北）俘虏韩军将领?和申差。各诸侯国震惊恐慌。
①此记载出自《史记·韩世家》，然《史记·秦本纪》之记载为：“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照此说法，秦军俘虏韩将之地是在修鱼，而非浊泽。姚尧以《秦本纪》之记载为正确。因浊泽位于修鱼以南八十公里之处，中间还要经过魏国的东长城和韩国的都城新郑。韩将既在修鱼战败，则绝不可能逃至浊泽再被俘，《韩世家》记虏韩将于浊泽，当是与三年后的岸门之战相混淆。浊泽位于岸门之西北二十五公里处，途中又无山川险塞作阻隔，故其与岸门作为同一场战役的两个战场是完全有可能的。本年修鱼之战是因去年五国联军伐秦在函谷关战败后，秦以樗里子为主帅，统领大军出关追击所致。修鱼地处韩魏边界，距离函谷关的直线距离长达二百六十公里，其正南方六十公里处即为韩国都城新郑，东南方五十公里处即为魏国都城大梁。秦军能如此劳师远征，在三晋腹地获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足见其国力之盛，兵力之强。前年，当苏秦首倡合纵联盟时，他对赵肃侯说：“秦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又对齐威王说：“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短短十六年过去，秦军已经可以打穿整个韩国和大半个魏国，所谓的“韩、魏之议其后”虽不能说完全不用考虑，但亦非无法逾越的鸿沟了。
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秦，杀之。
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夺齐王的宠信，派刺客刺杀了苏秦。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被行刺时苏秦并未当场死掉，而是负伤逃走了。齐王下令捉拿凶手，但始终没有抓到。苏秦因重伤不治，临死前对齐王说：“我快要死了，请您将我车裂于闹市，宣布我的罪状是‘为了燕国而祸乱齐国’。这样，暗杀我的凶手很快就会出现了。”齐王依言而行，刺杀苏秦的凶手果然自动现身。齐王遂将其斩首，为苏秦报仇。
张仪说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无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韩、齐、赵之境，守亭、障者不过①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夫诸侯之约从，盟于洹水之上，结为兄弟以相坚也。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杀伤，而欲恃反覆苏秦之馀谋，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则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魏王乃倍从约，而因仪以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
张仪游说魏襄王道：“魏国的领土面积不到千里，士兵人数不超过三十万。四周地势平坦，又没有高山大河的隔绝，与楚、韩、齐、赵四国交界，在边境地区驻守边塞堡垒的兵力就不少于十万。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本来就是个天然的战场。各诸侯国相约合纵抗秦，在洹水边盟誓，结为兄弟之邦，以示相互支援的坚定信念。可事实上，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尚且会为争夺钱财而互相残杀，更何况合纵联盟只是依靠苏秦这么个反复无常之人提出的无用之谋，其终将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王不臣服于秦，则秦国将出兵进攻河外（黄河以南地区），攻占卷（今河南原阳西二十公里）、衍（今河南原阳西南三十公里）、酸枣（今河南原阳东二十公里），再袭击卫国，夺取阳晋（今山东郓城西），如此则赵国军队不能南下援魏，赵军不能南下则魏军亦不能北上，魏军不能北上则合纵联盟互相支援的道路就被断绝，合纵之路断绝则魏国想要不危亡都不可能了。因此，臣恳请大王审慎思考，拟定战略，且允许臣辞职。”于是，魏王背弃合纵联盟，又试图通过张仪的关系来与秦国求和修好。张仪回到秦国后，重新担任秦国宰相。
①此处《资治通鉴》记作：“守亭、障者不过十万”，《史记·张仪列传》记作：“守亭、障者不下十万。”姚尧以《史记》之记载为准，即魏国日常驻守四国边境的常备军人数不少于十万，再加上发生战事时需要调派增援的机动部队，需要占用的兵力就更大了，而魏国总兵力不超过三十万，则能够用来对抗秦国的兵力非常有限。
鲁景公薨，子平公旅立。
鲁景公姬偃去世，其子姬旅即位，是为鲁平公。
公元前年乙巳
周慎靓王五年
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①，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巴、蜀两国互相攻击，双方都向秦国请求紧急支援。秦惠王本打算征讨蜀国，又觉得道路艰险狭隘，军队不容易到达，且韩国还有可能趁机侵扰，故而犹豫之中难于决断。司马错建议出兵攻打蜀国，张仪则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道：“请让我听听你们各自的理由。”张仪道：“我们先与魏国亲近，与楚国友善，而后向韩国的三川地区出兵，攻占新城（今河南伊川）、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将兵锋推进至东西周的城郊。之后占据周王室的九鼎，掌握天下的图文资料，挟持周天子以号令天下，则天下没有敢不遵从的，这才是一统天下的王业。臣听说，争取名位就要在朝堂上争，争取利益就要在集市上争。如今的三川和周王室就是天下的朝堂和集市，大王不在此处争夺，反而跑到边远地区去与戎狄小国争夺，这就离王业太远了。”司马错说：“不对。臣听闻，要想让国家富裕，就必须使领土扩张；要想让军队强大，就必须使百姓富裕，要想成就王业，就必须使德政广博。只要三方面条件具备，则王业是随之而来、水到渠成的事。现如今，大王您的国家土地狭小、百姓贫穷，因此臣请求您先从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蜀国地处西部边陲，首领又是戎狄之君，像桀纣一样昏乱。以秦国之强去攻打蜀国，就好像是让豺狼去驱逐群羊。占据了蜀国的土地，就可以用来使秦国的疆域扩张；夺取了蜀国的财货，就可以使秦国的百姓富裕；整顿武装部队后，不需要造成太多杀伤，即可令对方臣服。攻占一个国家而不会让天下人觉得暴虐，获取无尽的利益而不会让天下人觉得贪婪，可以说是只要我们一采取行动，就能获得名副其实的利益，同时还能博取禁止暴乱的美名。如果现在攻打韩国，挟持周天子，则获得的是坏名声，而且也未必会有实际的利益。出征时背负着不义之名，攻击的对象又是天下人不愿意我们攻击的，这样做就太危险了。臣请求论述其中的缘由：周王室，是天下各国的宗室。齐国，是韩国的盟邦。一旦周王室知道自己将失去九鼎之宝，一旦韩国知道自己将失去三川之地，则必将通力合作，借助齐、赵的力量而向楚、魏求援，倘若周王室将九鼎送给楚国，韩国将三川之地送给魏国，届时大王您也无法阻止，这就是臣所谓的危机所在。比不上伐蜀那般稳妥。”秦惠王听从司马错的计策，发兵攻打蜀国，十月占领。秦惠王将蜀王的封号贬为侯，派遣陈庄担任蜀国的宰相。自从蜀国归属之后，秦国变得更加富庶强大，也因此更加轻视各诸侯国。
①三川：即三川郡，属韩国，韩宣惠王时所设置，以境内有黄河、洛水和伊水三川故得名。
②九鼎：《史记·封禅书》上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盖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发达，大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后，又铸青铜以为九鼎，每鼎对应一州，鼎身所刻图形即为该州山川名胜之状，是故九鼎即为天下王权的象征。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商纣后，九鼎亦随之迁徙（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史记·楚世家》）。周武王在时，曾公开展示九鼎（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史记·周本纪》）。成王即位后，依武王之遗命在洛邑筑城，又由周公将九鼎迁移至此（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周室衰微后，各诸侯国开始觊觎王权。前年，即周定王时期，楚庄王攻打陆浑戎，行军至洛邑时，在周王室的城郊举行阅兵。周定王派王孙满前来犒劳军队，楚庄王即问鼎之大小轻重，被王孙满以“在德不在鼎”之论回绝（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史记·楚世家》），故“问鼎”一词即有觊觎政权王位之意。前年，即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那一年，九鼎曾经震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史记·周本纪》）。之后周室益衰，秦、楚、魏、齐诸雄皆曾动过九鼎的心思，如《战国策》的第一篇就是《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王室则通过各诸侯国之间的制衡力保九鼎不失。前年，周赧王去世，秦昭襄王将九鼎夺走，此后就下落不明了。
天下大势，无非纵横。然合纵联盟之所以终将失败，表面上是因为六国不团结，实则是因为利益分配和成本负担机制上的不均衡。六国合纵只有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即秦国给六国都造成极大的灭国危机时，他们才会放下短期利益的争执，真心实意地团结起来一致抗秦。可等到危机解除，六国就又重新分裂了。张仪主张的伐韩三川、夺周九鼎，必将会成为促使六国团结抗秦的契机，而司马错主张的伐蜀，就是要在不惊动六国危机感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充秦国的势力，盖因缺乏充实的国力做后盾，什么样的宏图大志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司马错之论堪称老成谋国的金石之策，且其正确性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自是不必多说，而秦惠王之善于纳谏则尤其值得赞赏。古来雄主多好大喜功，张仪“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的策略，其实是更容易切合秦惠王心意的，且秦国也的确是具备“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实力。反观司马错所说之“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听在秦惠王耳中想必会非常刺耳。放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或许还能称作“地小民贫”，如今已是天下第一的超级强权，怎么还说是“地小民贫”呢？盖与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国相比，秦国都足可称为国富兵强，可若要以此兼并天下，实力的确还远远不足。秦惠王有一统天下之雄心，故能听得进司马错“地小民贫”的说法。秦惠王虽杀商鞅而不废商鞅之政，虽宠张仪而不尽听张仪之言，真明主也！缪留说韩宣惠王两用公仲和公叔，其结果必定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在国内结党营私，实力更弱的一方在国外寻求支援，有人在国内结党以抗衡君主，有人在国外通敌而割让土地，从而导致国家陷入危局。然秦惠王两用张仪和司马错，为何能够君臣一心、共创大业呢？可见，有什么样的君王，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属。先有秦惠王这样的英明之主，而后才能有张仪、司马错这样的贤能之臣。先有韩宣惠王这样的昏庸之主，而后才会有缪留这样的权诈之臣。
苏秦既死，秦弟代、厉亦以游说显于诸侯。燕相子之与苏代婚①，欲得燕权。苏代使于齐而还，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对曰：“不能。”王曰：“何故？”对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鹿毛寿谓燕王曰：“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是王与尧同名也。”②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绶，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苏秦死后，他的弟弟苏代、苏厉也是通过游说而在各诸侯国间闻名。燕国宰相子之与苏代是儿女亲家，一直希望能够夺得燕国的大权。苏代从齐国出使回来后，燕王姬哙问道：“齐宣王能够称霸天下吗？”苏代答：“不能。”燕王又问：“为什么呢？”苏代答：“他不信任大臣。”于是燕王哙从此就只信任子之一人。鹿毛寿对燕王哙说：“人们之所以称赞尧的贤德，是因为他能够让天下。现在大王若能将国家让给子之，便可获得像尧一样的美名了。”于是燕王哙将国家大政全部委托给子之，子之由此益发位高权重。又有人说：“当年夏禹推荐益作自己的接班人，不久又让其子夏启的手下担任官吏。待到夏禹年老后，认为启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天下的重任，便将王位传给了益。此时，启和他的同党对益发起进攻，重新夺回了政权，因此天下人都认为夏禹名义上是将王位传给益，实际上就是扶持启自己夺权。现在大王您名义上是说将国家大政全部委托给子之，但各级官吏都是太子的人，这同样是名义上将国家传给子之而实际上仍然留给太子。”于是燕王哙收回印绶，将三百石以上官吏的任免权全部交给子之。至此，子之南面而坐，行使君王的权力，而姬哙年纪已老，不再过问政事，反倒成为臣子，国家大事皆由子之裁定。
①《史记·燕召公世家》和《战国策·燕策》对于苏代说燕王哙的记载是这样的：
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於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与子之结为儿女亲家的不是苏代而是苏秦，苏代是因为其兄苏秦的关系才与子之相交。第二，苏代不是受燕王哙之命出使齐国后回到燕国，而是受齐宣王之命出使燕国。第三，苏代是接受子之的私下贿赂，故而才有此番游说。
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了苏代说燕王的两种说法，亦摘录如下：
子之相燕，贵而主断。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齐王亦何如主也？”对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今齐王不信其大臣。”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
一曰：苏代为齐使燕，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于是见燕王，乃誉齐王。燕王曰：“齐王何若是之贤也？则将必王乎？”苏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爱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齐桓公爱管仲，置以为仲父，内事理焉，外事断焉，举国而归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今齐任所爱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
②《史记·燕召公世家》和《战国策·燕策》对于鹿毛寿说燕王哙的记载是这样的：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
由此可见，燕王哙并非真心想将国家让给子之，是以为子之必不敢接受，故而才装装样子，以期能够收获贤德之名。没想到为子之和鹿毛寿所骗，让出去的国政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燕王哙的行为固然是荒谬绝伦，然其思想却也非毫无脉络可循。燕王哙见到苏代的第一句就是问齐王是否能够称霸，可见其亦非消极厌政之人，原本也是想积极有所作为的。所谓“无欲则刚”，若是燕王哙没有称霸天下的欲望，子之和苏代反倒是无计可施。正因为燕王哙心有大欲，才给了子之和苏代欺诈成功的契机。《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只是指责齐宣王不信任大臣，而《韩非子》记载的两种说法除了指责齐宣王不信任大臣外，还都拿齐桓公出来做类比。第一种说法，是说齐桓公将内事交给鲍叔，外事交给管仲，自己每天只要披头散发与妇人寻欢作乐，霸业便得以成就了。第二种说法，是说齐桓公将国家大事无论内外都交付给管仲一人，所以才能够成就王霸之业。现在的齐王不能专任一人，所以必定会导致危亡。姚尧以为，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如必须二选一的话，则以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更高。尤其联想到缪留说韩宣惠王不应两用公仲和公叔，否则会导致国家危亡，可见“宜专任而不宜两用”这在当时属于较为流行的思潮，并非纯粹只是燕王哙的一时头脑发热。此后收回太子所任命官员的印绶，将中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给子之，亦是“不宜两用”思想的延续，在子之和太子之间选择专任子之。至于鹿毛寿说燕王哙，则是“与尧同名”为诱惑而欺骗。且不说尧的贤名绝非只是靠让天下得来的，就算当初尧只靠让天下便可获得贤名，则今日之燕王哙难道就敢担此贤名吗？昔赵武灵王拒绝称王时曾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试想燕王哙又有何德何能，敢期盼“与尧同名”？我们不难看出，燕王哙为人好高骛远，志大才疏，其所寄望的功业极大，所愿意付出的努力却是极小，故而连续被苏代、鹿毛寿等人欺骗，身边却始终无人能够提出诚实恳切的谏言。后人谈及燕王哙，无不视其为迂腐荒谬的笑柄。然姚尧这些年来与企业家打交道，常听有人说自己虽然能力不够，但愿意做刘备，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来帮助自己创建大业。其最终能否成为刘备我不知道，怕只怕他最后成为了燕王哙。本打算找到管仲为相后，自己就可以轻松成为称霸天下的齐桓公，却不成想找来的竟是子之！事实上，古来成大业者未有不历经千般磨难、万种辛苦的，总盼望着能以轻松速成的方式成就大业，被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公元前年丙午
周慎靓王六年
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慎靓王去世，其子姬延即位，是为周赧王。
公元前年丁未
周赧王元年
秦入侵义渠，得二十五城①。
秦国进攻义渠，占领二十五座城镇。
①前年，义渠臣服于秦，但并非事事听从。义渠国君朝拜魏王时，公孙衍曾对他说：“如果山东各诸侯国不进攻秦国，则秦国必定会烧杀掳掠义渠。如果各国联合进攻秦国，则秦国必定会频繁派出使节，用丰厚贵重的礼物来讨好义渠。”前年，五国联合伐秦，陈轸对秦惠王道：“义渠君，是蛮夷中比较贤能的，不如送给他一些礼物，以安抚他的心志。”秦惠王接受意见，送了一千匹锦绣和一百名美女给义渠君。义渠君召集群臣道：“这就是当初公孙衍跟我分析的情形吧？”于是出兵袭击秦国，在李伯击败秦军。秦惠王在击败五国联军，又南下平定巴蜀后，遂于本年北上攻打义渠。
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又败韩于岸门，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①。
魏国背叛秦国。秦国出兵讨伐魏国，攻占曲沃后将城内的老百姓遣送还魏国。又在岸门打败韩军，韩国被迫将太子仓送往秦国做人质，以求达成和解。
①前年，秦军在修鱼大败韩军，斩首八万人。韩宣惠王为此焦急恐惧，宰相公仲建议韩宣惠王道：“合纵联盟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要伐楚已经很久了，大王莫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请和，献上一座名城，然后整顿军队与秦国一起伐楚，这就是以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惠王采纳公仲的建议，开始着手运作此事。楚怀王听说此事后十分恐惧，召来陈轸商议对策，陈轸道：“秦国想攻打楚国已经很久了，此次既得到了韩国的名城，又有韩国的军队愿意联合出兵，这正是秦国梦寐以求的事，必定会出兵伐楚。大王若听我的意见，可先在国内加强警戒，征发军队，宣称将要援救韩国，让战车布满于道路，然后派出使臣携带厚礼以出使韩国，务必事韩国相信我们是要真心救援他们的。这样，即便韩国最终不听我们的意见，他们也会感激大王的恩德，一定不会真心实意派兵攻打楚国，从而导致秦韩关系不合，即便派来军队，也不足以造成大患。如果韩国听从我们的意见，不再向秦国求和，则秦国必定大怒，加深对韩国的怨恨。韩国因为在南面与楚国结盟，也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激发秦韩两国的矛盾而使楚国免于祸患了。”楚怀王依计而行，派使者携重礼面见韩宣惠王道：“我们楚国虽然小，但是已经动用了全部的军队。希望韩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与秦国交战，我们楚国愿意与你们同生共死。”韩宣惠王闻言大喜，命令公仲停止与秦议和的行动。公仲道：“不可以这样。秦国是凭借实力来讨伐我们，楚国只是用虚名来救援我们。大王只因为有楚国的虚名，就轻易与强秦绝交，这必定是会被天下人大笑的。更何况，韩楚并非兄弟之国，以前也没有什么共同伐秦的盟约。如今只是见我们有了联秦伐楚的迹象，楚国才来说要救韩，这必定是陈轸的计谋。再者说，大王此前已经通报秦国求和了，现在又反悔，这是在欺骗秦国。轻易欺骗强大的秦国而相信楚国的谋臣，恐怕大王将来必定会后悔。”韩宣惠王不纳公仲之言，遂与秦国断交。秦国因此大怒，增加军队来攻打韩国，而楚国的救兵又迟迟不到，遂有此岸门之败。
姚尧你的支持，我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