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和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被后世称为史学双壁。《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两人的史学著作不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还具有非常高的文学的价值。
特别可贵的是，两位司马大师都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修史态度严肃认真，因为两人记载战国至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重合的，所以给了我们对比两人对材料详略、取舍的的机会，通看下来，《资治通鉴》更少有怪力乱神的情节，神秘事件明显的被删减了，真心能感觉出宋代文化比西汉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因为司马光是政治家出身，编写《资质通鉴》的目的也是为皇帝“资质”之用，所以司马光对材料的运用和对故事的叙述，处处都强制的体现出“教育”意义，所以造成在刻画人物和写故事方面，《资治通鉴》完全不是《史记》的对手，因为从写作目的以及写作身份这两方面来看，注定司马光有天然的劣势。
《史记》首先，两人的写作的目的就决定了胜负。司马迁的《史记》更像是“个人主义”，他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像是“国家主义”，他的目的是写给皇帝的资质之书。
司马迁是为自己“代言”，他对人物的刻画带着强烈的个人好恶，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高低，成功与否，只要司马迁自己欣赏和喜欢，即便在故事的叙述中，你几乎都可以感受到司马迁的情感，对于让司马迁感动的人物和事件，司马迁更是不惜笔墨，叙述完之后还要加上太史公的评论，再加一层感情进去。在夹杂着如此强烈情感的冲击下，读者怎能不被感染。
而司马光是为“他人做嫁衣”，他编写的“资质”之书，无论带着怎样考究的取舍和精当的评论，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站在“道义”的角度，虽然不缺乏深刻，但总让人感觉“隔”了一层感情，毕竟司马光是“躲”在了“资质”的后面，没有向司马迁一样“直面人生”。再说直白一些，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写给帝王的教科书，放眼古今中外，就算教科书写的再精彩，也肯定比不了自由创作的“自由之书”。
《资治通鉴》还有两人的身份也注定写故事的差距。司马迁是史学家，而且是“自由派”的史学家，先不说文笔如何，光是那种洒脱就让司马光学不来，司马迁不用预设立场，他只要如实记录就可以了。而司马光归根结底是政治家，政治家就要有政治家的严谨和矜持，更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各种限制的条件下，不要说司马光写故事不是司马迁的对手，就是中国所有后世史书中，也没有一部史书敢跟《史记》比写故事。司马迁的《史记》几乎可以当小说来读，这是他成功的一面，同时也是让后世史学家最为诟病的一面。
也正是因为两人写作目的和写作身份的不同，造成《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材料详略、取舍的不同。
因为司马迁是为自己“代言”，所以无论是对材料的取舍，还是对故事的叙述，都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他只要跟从自己的内心，因为司马迁是我手写我心，对人物和故事叙述加入了强烈的个人好恶，所以读起来特别能感染人。而司马光是为“他人做嫁衣”，他编写的是“资质”之书，是写给帝王的教科书，既然是教科书，就要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或站在“道义”的角度来看问题，虽然《资治通鉴》有着考究的取舍和精当的评论，但总让人感觉“隔”了一层感情。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他编写《资治通鉴》就是要主动背起“历史的包袱”，司马迁可以任性的写作，但是司马光不可以，他对历史的叙述一定要凸显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夹杂过多的私人感情。司马迁可以把《史记》写成小说一般，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可以，历史是有解读空间的，即便是谨慎的叙述都不能保证不因文字而遭罪，就更不要说写成小说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