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造成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材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和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被后世称为史学双壁。《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两人的史学著作不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还具有非常高的文学的价值。

特别可贵的是,两位司马大师都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修史态度严肃认真,因为两人记载战国至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重合的,所以给了我们对比两人对材料详略、取舍的的机会,通看下来,《资治通鉴》更少有怪力乱神的情节,神秘事件明显的被删减了,真心能感觉出宋代文化比西汉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因为司马光是政治家出身,编写《资质通鉴》的目的也是为皇帝“资质”之用,所以司马光对材料的运用和对故事的叙述,处处都强制的体现出“教育”意义,所以造成在刻画人物和写故事方面,《资治通鉴》完全不是《史记》的对手,因为从写作目的以及写作身份这两方面来看,注定司马光有天然的劣势。

《史记》

首先,两人的写作的目的就决定了胜负。司马迁的《史记》更像是“个人主义”,他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像是“国家主义”,他的目的是写给皇帝的资质之书。

司马迁是为自己“代言”,他对人物的刻画带着强烈的个人好恶,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高低,成功与否,只要司马迁自己欣赏和喜欢,即便在故事的叙述中,你几乎都可以感受到司马迁的情感,对于让司马迁感动的人物和事件,司马迁更是不惜笔墨,叙述完之后还要加上太史公的评论,再加一层感情进去。在夹杂着如此强烈情感的冲击下,读者怎能不被感染。

而司马光是为“他人做嫁衣”,他编写的“资质”之书,无论带着怎样考究的取舍和精当的评论,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站在“道义”的角度,虽然不缺乏深刻,但总让人感觉“隔”了一层感情,毕竟司马光是“躲”在了“资质”的后面,没有向司马迁一样“直面人生”。再说直白一些,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写给帝王的教科书,放眼古今中外,就算教科书写的再精彩,也肯定比不了自由创作的“自由之书”。

《资治通鉴》

还有两人的身份也注定写故事的差距。司马迁是史学家,而且是“自由派”的史学家,先不说文笔如何,光是那种洒脱就让司马光学不来,司马迁不用预设立场,他只要如实记录就可以了。而司马光归根结底是政治家,政治家就要有政治家的严谨和矜持,更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各种限制的条件下,不要说司马光写故事不是司马迁的对手,就是中国所有后世史书中,也没有一部史书敢跟《史记》比写故事。司马迁的《史记》几乎可以当小说来读,这是他成功的一面,同时也是让后世史学家最为诟病的一面。

也正是因为两人写作目的和写作身份的不同,造成《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材料详略、取舍的不同。

因为司马迁是为自己“代言”,所以无论是对材料的取舍,还是对故事的叙述,都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他只要跟从自己的内心,因为司马迁是我手写我心,对人物和故事叙述加入了强烈的个人好恶,所以读起来特别能感染人。而司马光是为“他人做嫁衣”,他编写的是“资质”之书,是写给帝王的教科书,既然是教科书,就要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或站在“道义”的角度来看问题,虽然《资治通鉴》有着考究的取舍和精当的评论,但总让人感觉“隔”了一层感情。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他编写《资治通鉴》就是要主动背起“历史的包袱”,司马迁可以任性的写作,但是司马光不可以,他对历史的叙述一定要凸显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夹杂过多的私人感情。司马迁可以把《史记》写成小说一般,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可以,历史是有解读空间的,即便是谨慎的叙述都不能保证不因文字而遭罪,就更不要说写成小说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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