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郑芷南许畅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一场线上会议。会上，公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此前，霸陵所在地被认为是位于江村大墓北部的凤凰嘴。至此，延续数百年的谬误得到纠正。近日，作为本次霸陵考古工作的主持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告诉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霸陵位置的确认与考古工作的开展，“弥补了考古学研究中，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马永赢对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说，目前，霸陵的出土物主要是陶俑、陶器，铜器、铁器比较少，符合汉文帝生前简朴的主张。霸陵出土物普遍造型较小，冥器化特征显著。眼下，“霸陵考古工作主要以考古勘探为主，一般情况下尽量少发掘。”薄葬还是厚葬汉文帝刘恒为西汉的第三位皇帝，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汉惠帝刘盈的异母弟，母亲为薄姬。汉文帝在位23年，力行简朴，广施仁政，是举世公认的一代明君，被后世尊为汉代盛世“文景之治”的第一位开创者。《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公元前年，刘邦平息陈豨叛乱后，“定代地”（今山西、河北部分地区），立刘恒为代王。公元前年，“诸吕之乱”爆发，“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息叛乱后，商议决定拥立当时的代王刘恒为帝。这一年，刘恒从代地出发抵达长安，“遂即天子位。”汉文帝在位期间，相继废除了连坐、肉刑。他重视农业发展，认为“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同时轻薄赋。生活上，他倡导简朴，身体力行，“上常衣衣”。对于其宠爱的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价总结说：“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在“事死如事生”，厚葬成风的汉代，汉文帝是率先提出薄葬的皇帝。《史记》记载，汉文帝生前表明，其死后陵墓建设一切从简，不铺张，不立坟，“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他在遗诏中强调，其死后所葬之处依山为陵，拒绝厚葬，“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历代以来，有关汉文帝霸陵是否真的实行了薄葬，一直存在争议。史籍记载，霸陵曾几次遭到盗掘，其中，记载中最早的一起发生于汉武帝时期。《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会人有盗发孝文园钱。”因为霸陵中随葬的钱币曾遭到偷盗，时任丞相的严青翟曾主动谢罪。又如，《晋书》卷五记载，西晋建兴三年（公元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晋书·索传》记载，西晋愍帝司马邺曾就此事问将军索綝，“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索綝回答说，是因为“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并且把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拿来修帝陵。至于汉文帝的霸陵、汉宣帝的杜陵，索綝认为，“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据悉，考古人员在霸陵墓室周围发现了多座外藏坑，在已经发掘的8个外藏坑中，陆续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余件，以及刻有“中司空印”“车府”“府印”“仓印”等铭文的铜官印。马永嬴告诉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目前，霸陵出土的主要是陶俑、陶器，铜器、铁器不是很多，“体型非常小，都是冥器化的非常小的东西”，“目前来看，整体还是很简朴，比较符合汉文帝生前要求薄葬的情况。”陵址谜团破解以位置区分，坐落在黄土台塬上的西汉帝陵可以分为两大陵区。其一为咸阳原南侧，比较集中地汇集了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武帝的茂陵等帝陵，其二为白鹿原上的霸陵与杜东原上的杜陵。关于汉文帝霸陵的建设位置，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记载。东汉时期，班固在其撰写的《汉书》中提到一句，“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后来，北魏郦道元在其著作《水经注》中写道：“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在长安东南三十里。”郦道元指出，汉文帝的霸陵位于有“霸、浐”二水流经两侧的白鹿原之上。但他并未进一步说明霸陵位置的具体所在。由于汉文帝霸陵不立坟，“依山为陵”，加上文献记载的缺失，导致后世之人始终无法明确，霸陵的位置到底在哪。到了元代，有一个叫骆天骧的文人，编写了一本叫《类编长安志》的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到，此前位置成谜的汉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从外观上看，凤凰嘴的山形确实很像金字塔型的帝陵封土。清代雍正年间纂修的《陕西通志》记载，骆天骧“字飞卿，长安人。博涉群书，游心翰墨，乐道丘园，不求闻达。”后来，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位热衷隐居的长安本地人的说法，认为霸陵就在白鹿原北部的凤凰嘴。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在此处题写了“汉文帝霸陵”立碑。年，位于白鹿原上的江村东侧一处大型墓葬被盗，从而引起了考古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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