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将诗经从三千删到三百我们被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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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普遍存在两大误解:一是《诗经》中收录的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二是孔子将《诗经》中的作品删减至首,故有“诗三百”之称。先说第一点,《诗经》确实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但这不意味着这是里面收录的是最早的诗歌作品。原因很简单,文学作品的最初载体并不是文字,而是口头语言。因此,很多初期的作品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对此,鲁迅先生在《门外杂谈》中有过非常精辟且通俗的论述:假如那时候大家(原始人)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在鲁迅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小新还想拓展一下:再之后呢,我们的祖先可能会想着把话说得动听一些、把道理讲得透彻一些、把故事说得动人一些,于是就产生了韵律、叙事、抒情和议论。但在知识被贵族阶层垄断之前,大家的叙事和议论应该都是自发的、真诚的,而韵律也是自由的,就是觉得怎么好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来。但在《诗经》中,我们既能看到一些真诚的作品,也能看到一些比较虚假的作品,既能发现一些自由活泼的作品,也能发现一些僵化陈腐的作品。而后世文学,也一直延续着这种状况。我们说《诗经》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应当包含这个层面。再说第二点。《史记.孔子世家》有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是关于孔子删诗的最早说法,又因为《史记》的影响力及后世学者的鼓吹,这种说法也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上,孔子删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司马迁应该不会搞错这个,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载也一致)。据《左传》记载,在鲁襄公二十九年的时候,也就是孔子八岁那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看周朝的音乐。于是,乐师们依次为他演奏了《周南》、《召南》、《邺》、《鄘》、《卫》……这个顺序和今天看到的作品排序是一致的,因此《诗经》不是孔子编排删定的。那年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在此之前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孔子可能没改编排顺序,但是删掉了子目录下的一些作品啊。比如现在我们看到《周南》底下有11篇作品,但以前可能有篇呢。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当时已经年近70。但是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在这之前就提到过“《诗》三百”。而孔子及其弟子都并未谈到或删诗甚至是编诗之说,如果孔子真的做了这样一个大工程,这么多弟子不可能没有一个不吹嘘一下的。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一些的春秋诸子,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孔子删诗”的说法。这说明,在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说,孔子也根本没干过这个事儿。再者,如果孔子真的删了大量诗,那么在孔子之前的古籍中应该会发现不少逸诗,也就是现存《诗经》中没有记载的原属于《诗经》的诗作。《国语》、《左传》等作品中都引用了很多《诗经》的作品,但逸诗很少。《左传》引诗经条,但逸诗仅有13条,而这些逸诗还很可能是在孔子之后才弄丢的。这也可从侧面正面孔子没有删诗。因为如果孔子真的删了很多《诗经》中的作品,那么逸诗应该也很多。最后,如果孔子当时真的删了诗,那么为何还要保留一些不雅之乐、不符合礼义的“淫诗”?孔子本人说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放郑声、远佞人”,他对“郑风”可谓是深恶痛绝。如果他真的删诗,那首先应该是把这些全部删掉。另外,像《静女》描写的是青年男女幽会的过程,《蒹葭》写的是难以和意中人亲近,这些都是不符合礼义的。《大车》写的是主人公想争取婚姻自由与心上人私奔,这完全违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之道。但这些诗都保留了下来,孔子删诗却连这些都不删,那还删啥呢?小新认为,“孔子删诗”是一句从司马迁的《史记》这里开始流传出来的谣言。孔子当然也确实对《诗经》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是针对乐的方面,而非诗的内容。孔子本人的表述是: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只可惜乐的部分已经完全失传,如今我们只能看到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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